够不够二百六。这是当时一个家喻户晓的口号。其实这就是一个国家制定的政策，当然也许是我们当地的土政策。这是一个口粮分配政策：就是不管够不够吃，不管大人小孩，每个人一年的粮食口粮都是二百六十斤。现在看来，每年是三百六十天，一天不够一斤粮食，而且干得都是强度很大的体力活，根本不够吃的。如果一年的工分值连口粮款都交不上，折算下来，连这么点粮食都分不够。爱国粮是一定要交的，集体储备也要足够留的。而能分配的口粮就是这么多。孩子多的人，有的小孩吃得少，勉强够吃，但粮食款又交不够，常常被扣口粮。没有孩子，像我这样的，虽然缴粮款没有问题，但是，根本就不够吃。当然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种现像并不是现在才有，过去同样有。不过现在的对策往往是个人对公家。过去的对策是集体对政府。干部们就千方百计地想办法：自留地的面积是固定的，但他们可以借口地的质量不好，就给多分一些。当时别的副业是不让做，但鼓励毓猪。路边的街上经常写着一个口号：大养其猪。报纸上也有，鼓励大家毓猪。还给毓猪的人家分猪饲料地，并没有统一的标准。干部们就在这上面做文章。只要有人家毓猪，往往都能分到很大的一块猪饲料地。这样往往弥补了口粮的不足。这就苦了猪了：猪饲料地产的粮食，那可怜的猪是绝对吃不上的。它们平时吃的就是泔水和青草。只有到被杀头的那一个月，才能吃点给它们分的地里产出的猪饲料，真正的最后的晚餐。那时候的猪一年才能出槽，猪肉的质量特别好，一家燣肉，左邻右舍都能闻着肉香，跟现在的猪完全不是一个档次。但虽然猪肉好吃，没有哪家舍得杀一头猪吃的。一头猪能卖五十块钱，还有布票，甚至还有饲料补贴，可以到城关粮站领一定数量的玉米，是一个家庭重要的收入。几乎每家每户都毓猪，至少毓一头。但多了也毓不起，因为每天都要去拔猪草，还要给队里干活，只能在下工后上工前，间歇的时间来毓猪。
我们这里是山区丘陵地带，不适合种小麦，主要种的是玉米高粱。所以一年四季几乎很难吃到白面。种上一点小麦，还要上缴爱国粮。生产队再截留一部分，分给社员们的口粮里很少有细粮。人们对白面馍馍和面条的盼望，就如同穷光蛋想吃到鱿鱼海参一样。干部们也不例外，他们更想吃点细粮。生产队的粮库里是有小麦的。如果要想吃到这些小麦，唯一的办法就是加班。全体加班的唯一的办法就是夜战。所以每到秋天，往往要进行收秋夜战。本来根本没有必要，不加班秋收也能顺顺利利地提早完成。但是上上上下心照不宣，都达成一种共识，不进行夜战秋庄稼是收不完的。
那年的秋天，玉米长势良好。下午在收工的时候，杨明成站在地头大声对大家说，今天晚上要夜战刨玉米。大家回去把小镢头全部准备好，不要到时候耽误工夫。松动的要固定牢，谁要耽误了就别想吃到夜战饭。
加班本来是苦差事，但我们听到晚上要加班夜战，简直高兴得比赴宴还痛快。龙口夺食本来是指夏收的，但由于我们这里小麦产量少，就把这个词搬运过来，把秋收夜战也叫作龙口夺食，完全是名不副实。
很多人晚上就攒肚子。所谓的攒肚子就是不吃饭，让肚子空着，等到下一顿饭，就能多吃点。夜战饭是管够吃的，而且是让人流涎水的面条。这种诱惑，让大家不顾健康，很多人连晚饭也不吃。而且收秋是重体力活儿，要等到干完活才能吃的，至少要在12点前后。但因为嘴太馋了，重要的是不用吃自己的，不吃白不吃，少吃白少吃。
我当然也是这么想的，吃晚饭的时候，父母都在吃，每人一条窝头，只有一盘干腌菜，那就是全家的副食。我也攒肚子：虽然也想吃，但想起那白花花的馍馍，那细长细长的面条，就觉得不能吃这个亏。家里的窝头吃多了，就给生产队省下来了。重要是这么好的好饭，不知道下一顿在什么时候，在哪一个地方才能吃。我强忍着，不愿意吃家里的窝头。但母亲心疼我，用筷子敲着碗说，饭是公家的，命是自己的。要干差不多四个钟头的活，你不吃饭饿坏了，你要生了病让谁管？我们都老了，还得靠你的，你要把身体折腾坏了，我们靠不了你，你又靠谁去？
父亲也说，少吃点可以，但不能不吃的，因为你是去干活的，不是赴宴席的。
在他们的劝说下，我掰了一块窝头，用筷子槣起盘子里的干盐菜，把那块窝头吃进肚里，垫了垫底。
晚上，全体劳动力被集中到上坪里连夜收割玉米。每人拿着一把小镢头，每人两行，站成一排，齐头并进。只见朦胧的夜色中，玉米叶子在每个人的头顶上摇晃着，随着人们手中小镢头地飞舞，一株株玉米，像喝醉了一样倒了下去。每隔一段，把刨下的玉米秆一秿子一秿子地收拢在一起，成为一小堆，等到明天上午让妇女们来掰玉米。
一开始，大家都卖力地刨着，我手中的小镢头挥舞着，感觉到力气蛮大的。但渐渐地大家都没有力气了。谁也知道，晚饭吃得少，或者就根本没有吃。队长杨明成大概也饿了，他喊大家休息一会儿，我们便坐在砍倒的玉米秸秆上，大口地喘着气。
不知杨大队长晚上给我们吃什么？王和平问旁边的刘虎平。
羊肉萝卜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