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吐鲁番，人们谈得够多了。它的葡萄和葡萄干，它的轻歌曼舞，它的全球之最的海拔低度，它的烧饼烤炉式的酷热干燥的气候……不说家喻户晓，总算是驰名中外。临去之前我已下了决心，不再写什么关于它的文章了。
然而终于忍不住还是提起了笔。
这“忍不住”开始于交河古城（就是大诗人岑参“饮马傍交河”的那个交河），在颓壁残垣之间，朋友随手拾起一只麻履送给我。麻经呈淡黄色，浅帮，高脸，后跟上有袢，是元以前的旧物。我把玩再三，为了尊重参观制度，临行时把它郑重地放到鼓楼残迹的台阶上。这地方没看守人员，我想过不多久就会被牧羊人或是游客丢弃。但我还是郑重地摆好，带着纷乱的心情离去。此后，在阿斯塔那墓群，在高昌古城，这心情一直萦绕在我心头。
由吐鲁番县城去阿斯塔那墓地，途经火焰山下，读《西游记》，我很佩服吴先生的想象力。来到火焰山下，却又惊叹人的想象能力的可怜，怎么也赶不上造化的鬼斧神工。八百里火焰山一片赤红，山的皱褶逼似狂燃中的烈焰，在高温气流的折光下摇晃升腾。放眼望去，视界之内所有地面全是火红色，不见一个人，不见一棵草，不见一丝有生命的物质。我正在想，阿波罗的宇航员在月球上的感觉也不过如此吧？可是汽车拐了个弯，尖叫着刹住，这就到了阿斯塔那墓群。古墓是在戈壁滩地下的，地表似乎没有封土。一共五十多个墓，我们只看了三五个。斜长的墓道，方形墓坑，有浓艳精美的壁画，有干尸。其它的主要出土物已经送走，展出在乌鲁木齐的展览馆。来此以前我看过。更以前，我在被驱出社会生活，蛰居在一间地震棚中时，读过关于这几个墓的发掘报告。因此，从这墓地到高昌古城，我一直沉迷在幻象中，置身在那个既远离了我们，又几乎是可见可触的世界里。
高昌古城，好大啊！城墙大部完整，垛口整齐庄严，成片的住房，有些只是少了屋顶。街坊市巷，残迹宛然，寺庙中塔楼上，在一个龛里甚至还残留下一尊佛像。院落、官署、王宫的建筑，虽然只剩下了四壁，但格局依然清楚，不难想出身穿窄袖襦衫，长裙曳地，眉贴花钿的唐女当炉卖酒的景象。这门前应拥挤着蓄短髭，着皮靴的武士。官署前来往的是头戴乌纱，着对襟宽袖褥衫，下着白裙的官员。骑马匆匆而来的胡商，应是头戴尖顶卷沿毡帽，帽两侧绣出菱形图案，深目高鼻，大胡子卷在项下。若逢上吉日庙中作法事，香烟缭绕，唱佛号之声是要响遍全城的。
这景象我不是想到的，而是“看”到的，我看了阿斯塔那墓出土的众多木俑，木俑中甚至有一个剧团，几个丑角的面部表情，使我们想起肖长华、芝麻官和川戏的名丑们。几个扮小生的演员，官帽后边露出发髻，证明越剧中女演员扮小生在中国不是独创，竟是千年前的老惯例了。
在千年之前，这片火洲之上能有如此繁荣昌盛，文化发达的景象，是我们的祖先经过血与汗的搏斗争来的。斗争的关键就是要统一还是要割据，要团结还是要分裂。
这些木俑，出自阿斯塔那二百零六号墓室，这墓的主人名叫张雄，是个在历史上应当用笔大书的人物，可惜至今除了几个考古学家外，别人还没大注意他。
翻开地图看一看，人们就会发现吐鲁番的地理位置，正处在丝绸之路东半，河西走廊的西口外。从长安出发，不论走北路去乌鲁木齐、伊犁，奔里海；还是过了哈密往南折去楼兰、龟兹，西往波斯，以致南穿塔里木沙漠奔印度，这八百里火洲都是必经之地。所以不论玄奘也好，岑参也好，以及后来发配伊犁的林则徐也好，都在吐鲁番留下了他们的足迹。这样一个重要地区，自然要成为中央政府管辖西域的重要据点。汉朝时这里称为“高昌壁”、“高昌垒”，“壁垒森严”是为了保护东西交通的要道，有效地管理边陲。晋以后，中央政权衰败了，这里就成了几个民族、几股势力角逐的场所。你杀我砍，走马灯似地换了几个主人，到后魏孝文帝二十三年，敦煌人麹嘉波被拥为高昌王，局势才稳定下来。
中国是个大国，各地方势力是与中央政权保持一致还是离心离德，关系着国家兴衰。按历来规律，凡是中央政权稳定、强盛时，地方势力就容易顺从和拥护；中央政府衰败，中原局势不稳，地方势力的离心力就增大。张雄却是在中央政府权力更迭、中原局势一片混乱的情况下，尽全生精力来维护祖国统一的，这是他高人一筹的地方。
张雄出生于隋开皇四年（五八四年），卒于贞观七年（六三三年）。这五十年正是隋末天下大乱、唐初由乱到治的时期。中原正在捉对儿厮杀，当然顾不上边陲的吐鲁番，弹丸之地的麹氏高昌，只得周旋于周围的几股强大势力之间。他一方面不得不接受反中央政权的“铁勒人”派官员给他监国，一边又设法和反铁勒拥中央的实厥结亲，并千方百计去和隋朝联系，争取中央政权的领导与支持。
大业五年，隋炀帝“巡河右”，到了张掖。高昌王伯雅去朝见了他。并隋炀帝去了长安，参加了隋朝征高丽的战争。大业八年，隋朝把宗室女华容公主嫁他，伯雅夫妻双双回到高昌。临行之前，伯雅向隋炀帝表示此次回去，要下令全国“庶民以上，解辫削衽”，恢复汉族衣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