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访“画儿韩”》在我的作品中，是较特殊的一篇。我一向不依靠采访写小说，更没有使用现成故事作题材的先例。这篇却是在较完整的素材上，加工改造移到纸上的。
我有位戏剧界的老友，北京旗人。他的岳父早年在北京一个当铺当经理，退休之后又推荐他儿子继任他的职务。这位少经理目空一切，年轻气盛，得罪了文物业同行。同行就拿假古董（一件铜器）去当，把他骗了。他收下这东西后，左看右看，终于发现是个假的，急得想跳井，没办法，找到他的老子，老子把他臭骂一顿。就想出“画儿韩”的办法，把面子找了回来（主要是找回名誉，倒不在赔钱上）。这位少经理我有幸同桌吃过炸酱面。那时他已改行拉三轮，已不年轻，但气仍盛。这故事，是“**”之前，那朋友酒后作为攻击他内兄的材料讲出来的。因为少经理刚刚把拉三轮攒的钱买了个旧缝纫机，却又是个废品。可见他不仅鉴别古物本事有限，鉴别“今物”也很二五眼。
我听了一笑，毫无要写它的念头。那时我尚不熟悉所要写的人物，对文物行也缺乏知识，没有创作冲动。
“*****”中，无书可读。我订了些《考古》、《文物》之类的书刊，弄找些闲趣。退休无事，天天去陶然亭打拳运气，结识了几位文物界、戏曲界、八旗子弟作朋友。闲谈之中，我学了不少旧北京的风习世故。有一位书画业的朋友，和我交往多些。他提出要求，要我帮他把造假画和鉴别书画的经验写成文字，以供后人借鉴。我答应了，可总以为闲功夫有的是，没有急于行动。去年春天我外出半个月，回来后在陶然亭便见不到他了。一打听说是回乡下看儿子，着了点急，得了脑溢血，死在乡下了。我听后失悔不及。本来我对他被排挤出文物界就有些不平，这一死更加惋惜。前两年我们群中还死了个钱富川先生，也是位身怀绝技而无处可使的戏曲界老人。我就想写篇东西，引起对人才的重视和珍惜。
在构思中我想到了朋友讲的那个故事。这时与十几年前不同了，我有了自己的生活积累和人物储备。拿这故事来表现我熟悉的生活，塑造我记忆中的人物，稍加改造，为我所用，一切都活了。我不懂铜器。可是亡友教了我些书画的知识。那五、盛世元、甘子千我都有活人作模特儿，写来得心应手。陶然亭的朋友甚至能指出谁是照着谁描下来的。
这表明了一点道理：生活是基础，人物是核心。没有自己的生活积累，人物记忆，只凭编一个或是听一个奇巧故事，难以写出像样的小说来。故事只是个空架子，只有与作者生活合了拍才能活用。
为了考验细节的真实性，一九八〇年八月我在火车上，对画家范曾同志讲了这个构思。他听后没找出破绽，可是说外国有部小说和这故事相似，但那物件不是画，而是珍珠。哪一国的，什么年代的，他忘记了。这很扫我的兴，一度想放下不写了。后来我又说给几个读书多的人听，问他们可曾知道那篇外国作品与此相似，谁也没说出来。我仔细想了想，还是写：管什么写没写过，我自信画儿韩、那五、甘子千等人物是我独有的。故事或许有相似处，人物、细节我决不会与人雷同，别人也绝对不会与我雷同。别人可以写得比我好，但绝写不成我这个样。好比卖豆汁，你的酸里带甜头，我的酸里带苦味。这样才有百花齐放，尽管爱喝苦豆汁的人少点儿。我如果在动笔前发现有人写了或正在写类似的作品，题材再好我也放弃。我已构思成熟的东西，只耳闻与人类似，并无实据，就没必要管他。但由此产生了第二个想法，即作者必须有自己的角度，自己的语言，甚至自己的人物，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这样才有作品的存在价值。我没有作到这一步，但在向这方面用劲儿。由此又联想到第三条，采用较现成的素材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事。有的故事原型很好，但对我不合适，我就不写。两年前，有个作家讲了个故事，叫我写，我说写不了。后来由王蒙同志写了，写得十分精彩，原因是对了他的路。我要勉强写，敷衍成篇或许也能发表，但勉强作自己不拿手的活，何苦来呢？白糟蹋一个好素材！
我是否自以为“画儿韩”写得好呢？那倒不。“画儿韩”是篇毛病满多的小说。解放后的那一段不仅写得简略、一般，而且还有些概念化的东西。这里原因很复杂。一是出于某种心理，我极力避免写不愉快的那些事，有意从简；二是当真仔细写来，以我的功力，未必会写得有多少新意或深意；三是那样写下来，就不是个短篇可容纳的了。
从艺术结构上讲，应当是写到甘子千决心去找画儿韩就结束，既完整又利落。可我觉得非把尾巴的“光明度”写够不可，又没多少办法，就成了现在这样虎头蛇尾、貂不足而狗尾续的寒碜相。一九八一年三月，《人民日报》寄校样来，编辑曾劝我把这后一段改一改，再加强些。我略动了一动，觉得意见虽好，而我确实已没力量改好，只好将就着这样发表。如何把思想意图更好的化为形象，这是我需要狠下功夫攻克的难题。
孙犁老师在《人民日报》上写了篇文章谈“画儿韩”，我很感动。基本论点我赞成，特别是最后一句被他说中了。就一般写小说的技术上讲，当然是写近的易，写远的难，写直接观察体验易，写间接的难。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