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广东和江西只是因为新占领的土地，归属感不强，难免搞出点幺蛾子来，虽然稍微有点震惊，但是冷静下来，该怎么干还是怎么干。湖南是双方拉锯的战场，有胜有败也很正常。对于这几个地方，多尔衮还坐得住，那么第三个地方山西的起义，那就够多尔衮好好喝一壶的了。
山西这个地方对北京来说，有多么重要，相信有点地理常识的人都知道。大同自古以来就是进北京的重要屏障。越过大同，北京几乎无险可守。
纵观南明时代，能让清军紧张的只有三个人，多尔衮总算遇上了一个，这也是第一个。
姜襄，前明大同总兵，这个人出生于将领世家，祖宗八代都是当将军的，哥哥和弟弟也分别是总兵和副总兵，姜襄1644年三月投降了李自成，后来李自成溃败的时候，他响应多尔衮的号召，投降了大清朝。
这个人是个二愣子，说的明白点，就是头脑简单四肢发达。
多尔衮在进北京之后发布了一些稳定政权的政策比如“为崇祯报仇”之类的，别的投降的人谁也不会当真，结果到了姜襄这里，这哥们当真了，用一句话来评价，就是他很傻很天真。
而且定策之功，那是多大的荣耀，这哥们于是很激动的拥立了代王的后裔，结果就是很黄很暴力，姜襄被多尔衮骂的狗血淋头。
姜襄一看，傻眼了，只能“引咎辞职”，不过好在当时多尔衮才占领了北京周边地区，为了笼络人心，倒也没把姜襄怎么样，该干嘛还是干嘛。
看到多尔衮既往不咎，姜襄十分感激，打仗特别卖力。但是，有了这么严重的前科，要想不被拿出来红红脸出出汗是不可能的，于是打完仗回北京领赏的时候，刚林当红脸，多尔衮当白脸，又拿拥立前明宗室这个事情说事。姜自以为不费清朝一兵一卒，把大同地区拱手献给了清廷，接着又在陕西榆林击败大顺军，不仅功高无赏，反而备受猜疑。他一肚子怨气，但又不得不“叩头谢恩”。
应该说，姜襄是不太想造反的，苦于这个罪名实在太大，又没有结案的迹象，随时都可能被拉出来示众。平常的日子也过得胆战心惊。
古往今来造反成功的可能性实在太小，虽然到了这个地步，毕竟还没到非反不可的地步，谁也不会干这种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事情。
1647年（顺治四年）三月，清廷下令“在京官员三品以上，在外官员总督、巡抚、总兵”各“送亲子一人入朝侍卫，以习满洲礼仪，察试才能，授以任使”。这显然具有人质的用意。姜接到兵部传旨后不敢怠慢，把长子姜之升送往北京。
自己儿子还在多尔衮手上，更加不敢轻举妄动。
但是很快出了一件事情，逼反了姜襄。
说起来，这个事情只是个小小的误会。
姜襄每天提心吊胆，生怕多尔衮过来把他给砍了。在这样的压力之下，人就会比较敏感，以为什么事情都是冲着自己来的，即使和自己毫不相干的事情，也能找到这个事情是冲着自己来的理由。姜襄现在就是处于这个状态。
事情是这样子的，1648年十一月，蒙古喀尔喀部犯边。多尔衮召集诸王、大臣会议，决定派英亲王阿济格、端重亲王博洛、承泽郡王硕塞、多罗郡王瓦克达等领兵戍守大同，加强这一地区的防务。
其实如果他自己好好分析一下，清军派出的这个阵容异常强大，如果仅仅是为了对付他，显然不太可能派出这么多王爷。
但是姜襄早就成了惊弓之鸟，这时又正是在江西金声桓、广东李成栋反清之后，清廷对手握军权的汉族将领猜忌很深。于是他判断满洲大军云集大同将对自己不利。
你对我不仁，不要怪我对你不义，那就反了算了！
于是，姜在十二月初三日乘宣大总督耿等人出城验草的机会，突然关闭城门，下令“易冠服”，自称大将军，揭起了反清的旗帜。耿逃往阳和，家属被姜处死。
阿济格闻讯，连夜进兵，于初四日到达大同城下。
姜反清以后，山西各地的汉族官绅纷纷响应。阿济格在十二月间的报告中说：“叛者不止大同，其附近十一城皆叛。”
对于这个形式，估计不仅是清军，姜襄也始料不及，估计姜襄本来也就是做好了横竖是个死，不如索性反了的打算，结果山西竟然一呼百应。似乎只有一个解释：对于清军的歧视政策，大家压抑得太久了。
多尔衮更是没料到事情闹得这么大，不到一个月，山西大部分地区竟然全部变换了旗帜。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多尔衮不愧是人精，立刻看出了问题的所在，赶紧派人到大同做思想工作：解释说阿济格的大军是冲着蒙古喀尔喀部去的，不是冲着你姜襄来的。如果可以悬崖勒马，可以既往不咎。
姜襄可不是三岁小孩子，当年就说错了一句话，小鞋一直穿到现在，过得那是一个提心吊胆，现在都这样子了，开弓没有回头箭。现在再图归顺好比覆水难收，前途不堪设想，因此他对多尔衮的安抚置之不理。
招抚不成，那只能武力镇压。1649年（顺治六年）正月初四日，他派敬谨郡王尼堪等统兵入山西，协助阿济格、博洛平乱。应该说，为了山西的叛乱，多尔衮已经把压箱底的名将全部派上场了。
但是山西的情况远比多尔衮想的恶劣的多，阿济格、博洛、尼堪的大军毫无进展。
自山海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