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多次告诉我们，如果南明不自己折腾自己，历史是个什么走势，很难讲。而李定国两蹶名王之际，无疑是南明把战线稳定在长江流域的第四次机会。
但是，以上情况只能出现在理想的状态下。
李定国打得太漂亮了，不仅顺治坐不住了，南明也有人坐不住了，他就是孙可望。
由于李定国开创了自清军入关以后南明从来没有过的美好局面，因此人气指数直线飙升，要知道，在战争年代，一般最出彩的就是名将。这也可以理解，毕竟打仗的风险很高，风险很高，收益自然也高。而在家搞内政的丞相，虽然也得从事后勤保障工作，工作也很辛苦，但是由于躲在幕后，曝光率难免就会稍微低一点。
孙可望和李定国本来就有点不大对付，经过这几年的发展，矛盾不但没有少，还愈演愈烈。
现在好了，由于李定国的人气指数直线飙升，孙可望也急了，所以他决定，也打两场胜仗积累点人气。
于是孙可望亲自率领部队进入湖南，目标是李定国没打下来的湖南的几个硬骨头，辰州就是其中之一。孙可望倒也顺利占领了辰州。
我们如果做生意，都会有一个规律，就是最先吃螃蟹的人得到的好处最多，如果做个跟随者，一般来说，能得到的好处就比较有限。
打仗也是如此，有李定国前两次带给人的震撼在前，孙可望这种级别的胜利，基本上就属于可以被忽略的。
没能挽回支持率，此时的孙可望，已经有点被私心冲昏了头脑。一方面有孙可望自己的问题，另外一方面，永历小朝廷也“功不可没”，它好的没带来，倒是把党争的传统给带来了。李定国和孙可望最终走了水火不容地步，永历实在是“居功至伟”。
由于被永历小朝廷“雷”过，所以孙可望一向对永历小朝廷不满。不过不满归不满，一开始孙可望还是给了块地方安置朱由榔。这个时候，他对永历小朝廷的政治意义是比较清醒的。
挟天子以令诸侯，对于孙可望也确实是最好的选择。但是渐渐的，孙可望的想法发生了变化。
平心而论，孙可望在接掌大西军领导权之后，仅三数年时间便把云贵等地的军政事务治理的井井有条，同时更根据形势变化提出联明抗清的战略大计，是当时出类拔萃的领袖人物。正是有了孙可望和李定国的出现，南明才第一次让人看到了曙光。
孙可望本人雄心勃勃，一力以问鼎中原为己任。但是这个人的也是有不可忽视的缺点的。
一是野心太大，胸襟又太窄，缺乏应有的格局与气度。
第二个毛病是孙可望缺乏政治家必要的弹性，能伸而不能屈。
而正是孙可望的这两个缺点，也注定了他将来的结局。
在当年那个时代，孙可望终究是个第二类人物，他可以在历史的道路上或快或慢的奔跑，他不缺少治国的才能，意志也很坚定，追根到底，相比第一类人物，他缺少全局观。李定国，虽然是个军事天才，但客观来说，也属于这个层次。
所以虽然是权倾朝野，对于气量狭小的孙可望来讲，每天醒来，想到永历帝这个家伙竟然是自己名义上的领导，就很生气。
尽管只是名义上的老大，但是出生草莽的孙可望恰恰是比较在乎这个名义的，要不他也不会千方百计的要搞个“秦王”的封号了。
而且永历帝当年还在这个事情上给了孙可望老大一个难堪，孙可望想想就更加来气了：这个废物为啥都不用干，就能吃好的喝好的，还一大堆人奉他为老大。当这个念头出现的频率越来越多，感情的冲动就代替了理智的判断。。
所以他慢慢的越来越嚣张，越来越不把朱由榔当领导。按理说，作为大权独揽的领导，需要的是笼络人心，消除大家对于他这个权臣的恶感。可惜的是孙可望器小，器小则易盈，在初试锋芒后便迫不及待的想要连名义上的老大也一起当了。
而且由于太过不尊重领导，搞得事情还没做，天下人就都认为孙可望早晚会废掉永历帝。因为他确实做的比较明显，比如给自己修的房子搞得像个皇宫，给朱由榔的房子就是普通小别墅。。再比如，凡跟永历关系稍微亲密之人，孙可望必认为是故意和自己唱反调，为此不惜采取暴力手段，1651年8月，孙可望杀了兵部尚书杨鼎和，逼死阻挠封秦的首席大学士严起恒，最后硬生生将很多人赶到了自己对立面去。
而且他还大肆准备搞什么“永历禅让”把戏的前奏工作如让御用文人搞什么“秦王功德隆盛、天下钦仰、今日天命在秦”等，同时把永历贬低的一文不值“彼时天子尚有诸侯，诸侯亦尚知有天子，今天子已不能自令”。
由于孙可望实在嚣张，野心又很大，所以反对孙可望的势力还是不小的。
客观来讲，永历虽软弱无能，却是南明抗清力量拥戴的精神象征。孙可望作为南明国政的实际负责人，只有暂时推诚拥戴永历，才能得到更多人的信服和支持。因为形势很明显：?满清的兴起，已经不是哪一家地方势力能搞定的了。要想驱除鞑虏，只有搞联合，也只有反清复明能够作为抗清统一战线的口号。除了大西军，其他势力东南沿海的的郑成功，“夔东十三家”以及其它内地各种或明或暗的抗清势力，都是以复明为宗旨，是不可能接受孙可望为帝王来领导，只能接受哪怕是名义上朱由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