却说钱县丞与苗主簿两个回了平湖，方一到县衙，还没下轿，那些出了钱的差役们便围上来，问他们要说法。
钱县丞道：“县衙重地，围在一起成甚么体统，你等且先散了，晚间一齐到舍下来，我好歹给你们个说法。”差役们这才散了。
钱县丞与苗主簿越想越气，无名的火不知往何处发，所幸连卯也不点了，喝了轿夫回转到家里。苗主簿也跟着到钱县丞家。进门落座，茶也不要。钱县丞便道：“打今日起，你我便一体告了病，衙门就莫在去了，由着他李某人闹腾。”
苗主簿道：“钱大人说的不错，李某人主了事，好处捞不到，这差当的也没甚么意思，倒不如歇在家里轻生。待晚上众人到了，要他们也都告病家去，倒要看他李某人还能怎的。”
两人就此说定，肚里的气却未散，饭也不曾吃得一口。直到将晚时，才稍消了气，觉着腹空，钱县丞又唤下人上茶，上点心，与苗主簿略微吃了几口，衙门中的差役散了班，陆续都到了。钱县丞又命撤了家伙，正襟危坐，等着差役们进来。
不多时，差役们在门外聚齐，一体进来，挤挤攘攘跪了一地磕头参拜。钱县丞与苗主簿都起身离座，略弯了弯腰，算是回礼。让着众人起来，各自落座，椅子不够，又添了好几把，直摆到门边上，才勉强坐了。
众差役折了钱财，虽然心疼的要不得，但钱县丞与苗主簿毕竟是他们的顶头上官，不敢责问，都低着头默默不语，等着钱县丞发话。钱县丞银子没少用，事未办成，一时也不知怎么开口，只好干坐着。
僵了许久，一个颇有资历的老班头道：“小人们到此来并无别的意思，只是想请二位大人拿个主意，往后该如何对付？”
众人立时附和道：“正是，正是，我们总指望着二位大人了。”
钱县丞这才开口，将郝知府说过的话又添油加醋的说了一遍，竭力把自己撇的干干净净，末了又道：“上头指望不了，只好靠我们自己了。我和苗主簿是打算告病的，你们诸位也应当告病。平湖县的衙门不大，事却不少，他李某人只信姓贺的一个，诸事皆由他两个办。等到公事堆成了山，他便自会来请我们回去，那时再与他谈条件，岂不由我们说了算？”
钱县丞话一说完，众人皆以为然。只那老班头心有疑虑，问道：“我们一体告了病，那李某人再四处幕人，被人顶了缺，我们连吃饭的地方也没有了。”
钱县丞道：“他李某人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信不过你我，就能信得过别人么？再说就是现幕人，来的也都是甚么也不懂的生瓜，县里的事没有几年历练，是甚么人都能做的么？你老兄且把心放肚里。”
老班头听了这话，方才放心，于是与众人一同答应告病。当下说定，差役们一齐告辞。苗主簿又坐了坐，说了些闲话，也告辞走了。
次日一早，钱县丞、苗主簿及以下六房书吏、三班衙役、牢卒皆告了病，一个未到。偌大的衙门空无一人，只李羡之主仆三人与贺泰安在。
李羡之明知道是钱、苗二人捣鬼，却也无可奈何，人家告了病，他总不能强令人家到班。这样一来，确是狠狠地将了李羡之一军。县里的公事他们几个格外辛苦一些倒还能对付，但遇着有人告状，堂上没有站班的，决计是不行。再者牢里还押着犯人，总不能无人照管。
正无计可施之时，李羡之忽的想到了典史赵文徽。按说这典史一职乃一县诸吏之首，本是威望极高的，但平湖县始终在钱县丞与苗主簿手中，赵文徽又因不肯同流，因此一直被排挤在外，县务是插不上手的。
因平湖近海，常有盗贼，因此县里还有土兵二百余人。这土兵并非朝廷正兵，乃是各乡百姓自发集结，练兵习武，保卫乡里的。既无兵籍，也无军饷，农时耕田，闲时校练，有事则聚，无事则归。赵文徽则是专司土兵校练之责。
李羡之将赵文徽请在二堂，看座、敬茶毕了，道：“县中役吏皆托病辞差，一时无人可用，还请赵典史鼎力助我。”
赵典史道：“大人有用得着职下之处，但讲无妨。”
李羡之道：“如今衙门里的吏役皆养出了一身吃人不吐骨头的本事，一旦惹了他，竟拿托病不出为要挟。这样的风气岂能助长，因此相请赵典史从下面的土兵里选几个精明干练的，到县里顶替办差。”
赵典史本就看不大惯钱县丞一帮的做派，前日又见李羡之为民做主的一幕，心里便有三分向着他，于是道：“找人不难，只是他们都是没粮没饷的……”
李羡之忙接话道：“这个简单，就将他们顶的差人的俸银给他们就是了。”
赵典史道：“既有俸银，人便不难选。”而后匆匆告辞去找人。至傍晚，赵典史便招齐民壮五六十人到衙，分司站班、缉捕、巡逻、守城、监狱、护仓诸事，人虽不多，也算勉强够用。李羡之又从县里幕了几个教私塾的先生到衙作了抄抄写写的书吏。
又过几日，府台衙门传下牌票，巡按御史老爷即将到省，要各府、州、县慎言慎行。李羡之这才想起先前张凤翼来书，说自己改浙江道，将要巡按地方，想必此次到的就是他了。
一听都老爷要来，钱县丞与苗主簿立时慌了。原来这嘉兴府正在运河要冲上，要到省府杭州，必经嘉兴府过。若都老爷好事，先从此地开刀，细查起来，自己蛊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