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元没有料到这一批硫磺的纯度竟然如此之低。
但是想到这是在大家都在摆烂的明末，他也就释然了。或许这就是大明特色吧。
好在赵元早有准备，他毕竟是理科生出身，二硫化碳提纯法他还是知道的。
赵元先使用早已备好的二硫化碳将硫磺溶解并过滤掉其中的杂质，然后将二硫化碳与溶解在其中的硫磺喷淋到温度为70-75c的热水中使其分离从而得到得到提纯后的硫磺。
虽然对硫磺的损耗比较大，两千斤硫磺最终只提炼出了不到一千五百斤，但是赵元却认为这是值得的。
因为原材料的纯度能够影响黑火药的燃烧效率，从而影响黑火药的最终威力。赵元可不希望他的军队使用的火药是明军那样的劣等货色。
接着在赵元的命令下，几位军士小心地将硝石、硫磺、木炭磨至粉末状，然后按照黑火药最佳配比均匀的混合在一起。
经过了这一步，粉末状的黑火药已经制作完成了，而且比起明军使用的那些劣等货色，这些火药无论是原材料纯度还是配比都要远远优于前者。
但是赵元却不满意于此，他的目标是颗粒化火药。
火药颗粒化是黑火药提升威力的关键，粉末状火药在战时有许多缺点，比如运输不便、燃速不均匀、容易受潮等。这些都影响了黑火药的威力。
而颗粒化火药的技术则解决了这些问题。
首先，颗粒化的火药在经过颠簸的运输后，虽然也会分层，最大的颗粒会跑到火药桶底层，最小的颗粒则跑到火药桶表层，但这不会影响火药的质量和使用。
其次，颗粒化火药的吸潮性也远小于粉末状火药，因为颗粒火药的表面积与体积之比更小，从空气中吸取的潮气也就更少。在大航海时代时，最好的颗粒火药还会使用石墨制的磨光机打磨掉火药粒上的气孔，以降低火药的吸湿性延长贮存期。
最后，因为颗粒火药都呈颗粒状，所以即使是受到压迫时，它们之间贴合的也并不紧密，不会像粉末状黑火药那样形成一个“整体”。颗粒火药之间留下的空隙，便于氧气为火药的燃烧起到助燃作用（便于火焰扩散），让燃速更均匀，提高火药燃烧的效率，不像粉末火药在射击时那样将相当一部分还未被点燃的火药被喷出枪管，因此其威力得到极大增加。
自15世纪初时，欧洲人就认识到了颗粒火药的优点，当时的一些人甚至认为一磅颗粒火药的威力就相当于三磅粉末火药的威力，当然这里对威力进行了夸大，但也可见颗粒化技术对黑火药的威力提升。
然而可惜的是颗粒化的火药技术并没有在大明朝应用，这也是大明朝军事科技落后于西方的一大体现。
有人认为中国之所以落后于西方是因为清朝的统治者抑制火器，重视骑射。然而实际上中国军事科技落后与西方是从明朝开始的。
这些年大明朝吹的神乎其神的弗朗基炮，还有红夷大炮都不过是根据从西方沉船上捞出来的火炮仿制的而已。
大明朝军事研发能力其实早就落后与西方了，对于这个问题，赵元也有一定的思考。
实际上，并不是中国人研发能力不如西方，明清之际还是涌现了不少火器专家的。问题的关键在于大明朝的经济基础以及上层建筑对科技创新的抑制。
中国古代的思想主要以儒释道三家为主，其中佛教提出菩萨要通晓五明，包括工巧明，而道教重视炼丹术，讲究实践。可以说这些对于科技研究都是能起到积极作用的。
唯有那顽冥不化的儒家，尤其是理学禁锢国人的思想，将一切先进的技术都视为奇巧淫技，这极大地抑制了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最终导致中国全面落后于西方。
其实孔子的本意是好的，但是后世有朱熹这样人品卑劣毫无学术道德的理学家败坏了孔子的学说。这群道貌岸然的伪君子将儒家的仁义礼智信从约束自己的规范变为了控制别人的工具。
自从朱熹对五经的批注成为了科举考试的官方标准之后，儒生就彻底的堕落，由以仁义为己任的儒士堕落到了满口仁义道德实则苍蝇苟且只知自私自利的士绅。
这固然是人性使然，但是又何尝不是理学的过患？
赵元认为理学是儒学之殇，是中华文明之殇。中华民族想要崛起就必须要彻底肃清理学的影响，这也是他有朝一日掌权之后必须要做的。
此外那群贪得无厌的士绅老爷，也是阻碍技术进步的一大因素。
大明朝没有真正的法治，皇权不下乡，基层是由士绅统治的。
若是一位发明家发明了什么技术，毫无意外他的技术将会被那些士绅老爷彻底霸占，甚至那些目光短浅的老爷们为了防止技术外泄将发明家灭口也是有可能的。
除了理学的影响与法治的缺失之外，影响明清科技发展的还有中国的经济体制，落后的小农经济本身就不利于科学技术的进步。
当然，这些暂时和赵元没有关系，甚至还能让他在与明军交战时取得优势。
只见几位军士在赵元的指令下将粉末火药用水和米汤沾湿，待到火药结成块后，再将火药用小刀切成块放到太阳底下晒干。
颗粒火药这就制作成了。
最终义军收获了一万五千斤颗粒火药，已经足以应对接下来一段时间的战争需要。
……
一天后，校场之上，一位将士拉开木柄手榴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