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明蒙双方的结盟，比上次的更加具体，也更深入。
除了边贸问题，双方最重要的合作自然是军事方面。
天启强调：“虽然建虏很可能先进攻察哈尔部，然后再入侵大明，但也有可能先绕道蒙古入大明劫掠一番，然后再征伐察哈尔部。”
“不管是哪一种情况出现，双方都不能坐视对方被建虏各个击破，要同心协力共抗建虏。”
对于这一点，贵英恰自然是非常赞同，因为这反而对察哈尔部更加有利。
“双方的合作只限于抵御建虏，察哈尔部不用帮大明镇压民变，大明也无需帮助察哈尔部平定内乱。当然，已经投靠建虏的蒙古部落和汉人除外。”
这一点也无可厚非，所以不是问题。
天启又谈到了之前所说的情报共享、联合侦察有关建虏的情报、甚至是策反投降建虏的汉人和蒙古人、刺杀建虏高级将官、安插奸细等等。
其实在林丹汗想来，双方能够共享有关建虏的情报，并联合侦察就已经很不错了，至于深入建虏内部去策反、刺杀、安插奸细等等，根本没想过，也觉得不太现实。
因为他知道建虏的内部管理非常严格，想要做到这些很不容易。
而且整个辽东，以及蒙古左翼几乎都被建虏控制了，要跨越这么远的距离去实施这些策略，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浪费人力物力。
不过天启还是很坚持，又不是说立即就要安排这些行动，见机行事吧，我们连努尔哈赤的女婿都策反了，又有什么不可能？
最终在天启强调以大明为主，察哈尔部只需在特殊时候提供帮助就可以了，贵英恰这才没有多说，反正这也不需要察哈尔部投入多大的力量。
最后，天启又强调了双方的责任问题，如果是明军的原因导致察哈尔部的损失，那么明国朝廷会严惩相关将官，并承担察哈尔部伤亡将士的抚恤。
同理，若是察哈尔部的原因，那么林丹汗也要向相关将官追责，并承担明军的损失。
其实，天启是更倾向于统一指挥的，但想到双方几百年来的分歧和矛盾，还缺乏这样信任的条件，所以这种想法几乎不太现实。
于是退而求其次，只能通过这种方式来约束，免得在关键时刻互坑。
对于这一点，贵英恰是有点踌躇的，因为之前天启说起这件事情的时候，只提到了明军，没有说察哈尔部一旦有所失责，需要承担什么责任。
可这样对明军就很不公平了，所以天启做了这样一个补充，也无可厚非，贵英恰也无从辩驳。
再说，在他想来，明军内部的各种争斗很激烈，出现不战而逃、作壁上观或是拥兵不前的概率要大得多，而在察哈尔部，林丹汗的命令能够更好的贯彻，没人敢轻易违抗。
所以，即便有了这样的约束，整体上对察哈尔部也是更有利。
正是有这番衡量，贵英恰也同意了。
随后，双方又商讨了一些其他细则，最终鉴定了正式的结盟条约。
这是一个相对公平的条约，而且在贵英恰看来，条约的整体内容是对察哈尔部更有利的。
他当然不会天真的认为是明国更加需要察哈尔部的原因，只能归结于中原王朝的气度。
而天启这番努力与察哈尔部结盟，不过是为了抵御建虏第一次入寇中的一环，想要尽可能的挡住建虏，并将己方的损失降到最低，光这点努力显然还不够。
于是，天启又迅速做出了两个决定。
首先，在北直隶的所有重要城池，由北往南开始加修棱角结构，并构筑炮台。
棱角防御，是西方棱堡的概念，再结合东方城池原有的优点，必将使城池的防御力更强，这一点也在宁远之战中得到证明。
因为宁远城就是吸收了棱堡的优点，在城墙周围加筑了突出的棱角，然后在上面修筑炮台，这样就能够在更大的范围内攻击敌人的攻城队伍，让建虏在城下死伤惨重。
而引进这种结构的正是如今工程院的火炮专家孙元化，所以天启毫不犹豫的将这个重要的任务交给他，而孙元化也欣然领命。
现在国库里也有钱，还能够提供一些工作岗位以安置流民，一举两得。
其次，天启的另一个重要决定，便是从澳门的葡萄牙火炮厂购置更多的红夷大炮，然后将这些大炮安置在修筑了棱角的城池上。
同时，让葡萄牙人派出一些火炮教官，帮大明培养更多的炮兵人才，以便能够更好的发挥红夷大炮的作用。
这是一笔不小的开销，但是没有办法，因为大明眼下整体的铸炮工艺还是不如葡萄牙人的，连标定射击诸元等使用火炮的方式上也有所不如。
更重要的是，铸造一门大炮需要的时间太长了，至少要好几个月，自己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去等，因为建虏可能要不了一年半载就来了。
先度过眼前的难关，然后再想着发展自身的军工产业。
现在大明不缺与西方传教士相熟之人，工程院院士徐光启也多次建议购置红夷大炮，他与好几个有影响力的传教士相识，这件事情就直接交给他去办了。
这一番布置下来，国库的钱又要像流水一般往外流了，所以天启又想着要搞钱。
其实，他早就有一个重要目标，甚至这个目标还要比福王更先一步出现在天启的脑海中，那便是晋商八大家。
这八大家不但非常有钱，更重要的是充当建虏的走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