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没有科举的年代，不管是察举征辟、察举、都太有局限性了，至于刘澜在秣陵招贤更像是一种无耐之举，至于科举制度是否会提早出现，刘澜一直在考虑之中，毕竟科举制度有选材之便，更能够对世家进行限制，是刘澜目前隐形对付世家最好的途径，当然因为知识掌握在少数人尤其是世家手中的汉代，其实科举是否出现对世家的影响不会太大，指望寒门学子拔得头筹无异于痴人说梦。
那时候世家依旧会在科举制中成为最大的赢家，但科举必定是给了寒门士子一个机会，而随着大力发展教育之下，寒门迟早会崛起。
可是刘澜对科举是一直比较排斥的，虽然他不太喜欢儒家，但在科举制度和如今大汉朝所施行的乡举里选制度刘澜更倾向于后者。
就结果来看，两汉实施乡举里选此选材制度因其强调人才之德性最终造成了任人唯亲，被少数人所操控，而最终被科举制度所取代，可同样的科举制度其危害性才更大，要说科举最初就是源自于汉代而非杨广，大兴于唐，鼎盛于宋，最初科举考试就是为了对付世家，要泯贵族与平民之差别，然而最后不争的事实却是天子养士，以利禄诱人，这本就是大损人格之事，最后的读书人在这样的选士制度下，自然而然都变成了官家豢养的走狗与鹰犬，需时用之，余时弃之甚至杀之，士人成为护主家犬，哪里还有半点读书人的气质，甚至连人格都消失殆尽，为当官不折手段，其卑劣几于盗贼无赖无贰。
再加上秦以后，坐上天子宝座者多是盗贼，无赖之徒成则为帝王，再用养出来的无赖士人，与秦以前开国者多圣哲截然相反，可谓中国之坏，就在于此。
所以刘澜举办科举是极其谨慎的，在他心中大兴儒家‘乡举里选’才是他的最理想的选择，但这毕竟只是理想目标并非现实目的，就现实终目的来说，刘澜现在需要寒门士子来遏制氏族，但就现实情况来说，如今的学子从潜心求学到云游清谈，热闹倒是热闹，可就是少了点赤诚之心，寒门士子清谈为的是温饱，士族子弟清谈为的是一个锦绣前程，刘澜当年就已经在杏坛讲过担忧最后清谈会误国，可大势已成，人人都在学郑玄云游天下，博稽六艺，可却忽视了最基本的一点，读书真正的目的其实并非如此功力，读书重修心，明孝悌忠信开智慧才术。
世家为官，造福一门，寒门子弟要为官本就难如登天，为求上位更是不择手段，这些人一旦一鸣惊人，喜极而泣者有之，疯魔癫狂者更有之，所以寒门一旦鲤鱼跃龙门，故而深知到手权利得来不易，所以为了不失权利，其肮脏手段反而比之世家更龌蹉，对上何止阿谀二字，对下则更变本加厉。
所以说这帮寒门出身的胥吏在大汉朝的名声是坏到了骨子里，可刘澜偏偏就要反其道而行之，人之道德品行，绝非像儒家那般通过教化言谈去让人自觉遵守，就好比交通规则，摆个红绿灯让人自觉遵守可能吗？
所以还是要用律法甚至是惩罚来加以遏制，当他们知晓什么可为什么不可为这才是最好的遏制办法，也才是关键，至于他们是否钻营刘澜可不管，刘澜看重的是他们的才能，而这些能将大小政事条理清明的胥吏无疑个个都是能吏，所以只要加强管理，那么他们就必然能够做出成绩，比之那些所谓饱读诗书，靠文章知天下的读书人强了太多。
不是刘澜看不上读书人，不是刘澜不愿得士子心，更不是他们没有治好天下之心，实在是儒家学说熏陶之下力有不逮，这一点法家就不一样了，甚至是儒法兼有的古文学派或者是饱含古今的郑学，至于董仲舒和他的今文学派，其存在就太功利，就是为了讨好帝王，试问这样的学术，为了满足帝王可以歪曲经义，为了推行天子之政而费尽心思的牵强附会，这样的儒生岂能治好国家？
最典型的就是四世五公的袁家，靠的就是用易经来附会天子之政，为天子颁下的法令，不管好坏寻求到合法性，这样的家族，怎么可能不受帝王重视，可这样世受皇恩，却又是头一个起来称帝反对他们的‘主人’，这是何等的功力？这又岂不是违背儒家君臣父子之教导？
不过这很儒家，绝对不奇怪，一点也不奇怪。
汉以前，政治主权完全在我夏族，而他族则以被治者而同化。自东汉以降，从最初的边疆夷化到五胡乱华被他族同化再到更以后被征服者而同化。
很简单，就看我国传承最老的两大家族，一个曲阜孔家一个龙虎张家，后者脱胎于战国以来，神仙方士之说，其实刘澜对这样的学说向来嗤之以鼻，但不管是道还是佛，其存在却又是人心渴仰宗教之潮流，毕竟唐、虞、三代之圣哲以人事言天道，即殷人尚鬼之说的宗教性质，并不能满足于人心。
人需要的是什么心灵的寄托与依靠还有贪婪，所以汉代仍专重人鬼的祭祀并无法满足百姓心中所求，而宗教家荒诞之说却满足了百姓心中所需，符合帝王治下。
而儒家更是如此，而其丑态，更是比之袁氏甚之，从前往孔府之后，再结合对历史的一些了解，刘澜就有了这样的认知。
每个朝代更替时，最安然无恙的家族必然是孔府，而孔府也必然与新朝无比融洽，就如同袁家一样忘记了老祖宗的君臣父子，如果这叫审时度势，那毕竟都是华夏人还情有可原，可是刚刚接受宋朝册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