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齐侯的车驾继续东行赶赴东莱。蔡吉本人则在路途上一面处理公务，一面抽空研读《太平经》，当然是以红卷的《太平清领道》为主。绿卷的《太平要术》改编自《庄子》，与其看其中的鬼神之说还不如读原版的《庄子》。
值得一提的是，相比蔡吉之前看过的墨家经典《墨子》，《太平清领道》在思想上要浅显得多。像是作为墨家精髓的墨辩逻辑就完全没有被提及。并且书中涉及丹药、机关术的内容，既不多也不深奥，主要是隔空抓鬼、滚油洗手之类教太平道教徒如何用丹药和机关术装神弄鬼的把戏。但这并不表示《太平清领道》对蔡吉就没启发，相反作者花了大量的篇幅讲述墨家对政治、经济、民生、军事的主张及具体实施方法
其中最让蔡吉感兴趣的莫过于墨家对“义”和“利”的理解。话说儒、墨两家都提倡‘义‘。但儒家往往把‘义‘与‘利‘对立起来。事实上，自孟子提出：“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起，后世儒者便以言利为大戒。董仲舒更是说：“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于是儒者一切行为，专问动机，不问结果，弄得道德标准和生活实际距离日远，进而成为儒家学说一大流弊。
反观墨子直言“利，义也”，提倡“兼相爱，交相利”，认为道德和实利不能相离，利不利就是善不善的标准。当儒者还在以“小人”、“君子”的立场来争辩制度的优劣。墨者已务实地宣布，“爱利万民”、“兼而爱之从于利”、“爱人者人亦从而爱之，利人者人亦从而利之”。
墨家的这种实利主义，可以说甚合蔡吉的脾胃。在她看来自汉武帝独尊儒术起，中国历史上的历次变法总摆脱不了儒家小人君子之争的制肘。所谓的清流时常以道德大棒绑架朝廷政策。可事实上衡量一个政策优劣的标准是其是否利国利民，而非制定者、实施者的私德。相反那种以私德攻击政敌的作风才叫小人行径。而一但解除了儒家有关“义”与“利”的对立，重商重工也就都有了理论基础。
此外墨家在民生与经济上也颇有特色。不同于善于“开源”的法家，墨家的原则是“节用”。特别是在政府开支上，墨家主张“凡足以奉给民用则止”。认为君王不该做“加费不加利于民”的事。
而这种节用的原则还体现在对人力与时间的珍惜上。墨家认为儒教的丧礼。君父母妻长子死了，都服丧三年。伯叔兄弟庶子死了，都服丧一年。其余族人亲戚，五月三月不等。这样，人生在世几十年，服丧的日子倒占了大半。还有什么时间去工作学习呢？所以墨家对丧葬的态度是“节葬”。而这一点倒是与曹操的薄葬不谋而合。当然来自一千八百多年后的蔡吉更是举双手表示同意。
不过由于墨家从未当政，这些观点自然也就没有实例可以佐证。整本《太平清领道》中唯一有过实践内容就只有军事这一部分。特别是关于策划起事、招兵买马的部分简直堪称经典中的经典。须知墨家在历史上本就以秘密结社著称，在这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在经过系统的整理与总结之后，最终结出了黄巾起义这一硕果。起义的筹划将近十年。范围涉及青、徐、幽、冀、扬、兖、豫八州，如此强大的动员力与组织能力，在蔡吉的印象当中也只有后世舶来的红色组织能与其相提并论。
且不论墨家的观点优劣如何，至少在《太平清领道》的相伴下，蔡吉倒是觉得时间过得飞快。十来天的功夫一眨眼就晃了过去，待到大队人马抵达东莱郡治龙口城时已是建安六年的八月。
龙口城也就是当年的黄县，本就是蔡吉的起家之地。这一日得知蔡吉得胜而归。龙口城内外早已人山人海，彩旗飘扬，锣鼓喧嚣间，数以万计的军民分列官道两侧，欢呼雀跃着迎接凯旋而归的齐军将士。
管统站在人群中，看着蔡吉乘着马车一路向沿途的军民挥手，怅然若失间只觉胸口一阵生疼。曾经寄人篱下的孤女而今成了权倾北方的诸侯。曾经名满天下的四世三公之后，而今却落得兵败身死，名誉尽毁。管统知道有些事情他一辈子都不能原谅自己。不过相比当日在黎阳被俘时的愤愤不平。如今的管统在心中多少已经默认袁绍的失败怨不得他人。毕竟在不到一年的软禁中，他看到了本已“横死”的田丰，也见闻了袁术、袁尚叔侄阋于墙，甚至还听说了有关袁谭弃父而逃的传闻。对于最后一条传言管统在感情上一直竭力否认。但偶而从脑中闪过的回忆却又让他不得不去怀疑那时的主公是否真如郭图所言已葬身大河。
不过就算那些关于袁氏父子兄弟相残的传闻都是真的，可这就能成为蔡吉背叛袁氏的理由吗？蔡吉就能无视主公多年来对她的提拔、保护，进而对袁氏落井下石？
想到这里愤怒的情绪再次涌上了管统的心头。可当管统将幽怨的目光投向蔡吉之时，映入眼前的景象却让他愣在了当场。只见城门下蔡氏的谋主郭嘉正将一个温润如玉的年亲男子介绍给蔡吉。双方寒喧了几句后，那男子便领着身后的几个妇孺向蔡吉俯身叩拜。蔡吉面带微笑着抬手示意一干人等起身，并上前抱起了其中一个四、五岁的男孩。
管统虽不认识为首的那个年轻男子。却一眼就认出站在男子身后的一对母女是袁谭的家眷。而蔡吉抱起的男孩则是袁熙的独子。眼看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