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皇帝与乾隆皇帝已经得到了王聪儿等人攻克武昌的消息，这天连许久都没有上过早朝的乾隆皇帝都破例来到了大殿。
“众位爱卿，湖北白莲乱匪齐王氏、姚之富、张汉朝、高均德率部攻克了武昌，这是我大清自三藩之乱以来首次失陷的首府城市，是我朝的奇耻大辱！”乾隆皇帝坐在大殿正座的龙椅之上，脸色阴沉扫视这下方，高声喝到。
嘉庆皇帝站在一旁同样是脸色阴沉，毕竟自从他继位以来便出现了这样那样的状况，现在的大清朝很有些王朝末世的感觉，虽然知道这时乾隆时期弊病的总爆发，但是任谁都不能说出来。
乾隆皇帝看着下面沉默的众臣，心里很是生气，毕竟自己的乾隆盛世刚刚过去，便发生了这件事，各地的督抚出乎意料的无能，也只有德愣泰等几个人尚堪大用，现在福康安与和琳相继病故，朝廷的大将瞬间有些断层，要想让其他人成长起来，还需要一段时间。
乾隆皇帝当初之所以选择退位，一方面是如自己说的不敢超越圣祖仁皇帝的在位年数。另一方面也是要在生前替自己的儿子震慑天下，他早就料到如果新皇即位的话肯定会有人在主少国疑之际趁机作乱，如果到时没有他压阵的话，再加上新君继位在朝廷的威望尚未确立，朝廷立马便有了倾覆之危。但是他也没料到叛乱来的如此的凶猛，竟然连武昌、襄阳这等大城都连续被攻克，如果在这么继续下去，不仅自己的乾隆盛世是一个笑话，就连大清朝的根基都有可能被动摇。
其实在乾隆皇帝执政时期，大清便已经存在了巨大的隐患，只是大部分人都被盛世的表象所迷惑，当然也有一部分清醒之人，如：王杰、朱珪、洪亮吉等人。但是现在是乾隆皇帝秉政，这些人并没有得到重用，就算身居高位也被和珅给排挤边缘化了。
从整个天下的情事来看，湖北起义的爆发是有其必然性的。
这时的中国人口压力巨大，中国古代是农业社会，人口就是生产力。为了增加人口，康熙时期宣布"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雍正时期"摊丁入亩"；另外，康乾时期社会稳定、精耕细作推广、玉米、马铃薯等高产作物引进等等原因都使中国人口激增，乾隆五年清查人口时，全国人口1.4亿，到了乾隆二十七年，已经超过2亿人，乾隆五十五年突破3亿大关。然而耕地数目的增长却远远赶不上人口的增长，乾隆末年人均耕地占有量只有3.5亩，而当时的警戒线是4亩，因而经济上取得的成就就被众多的人口抵消，人民生活在饥饿贫穷之中。英使马戛尔尼来华期间，发现北京街头乞丐很多，许多百姓甚至蓬头垢面，衣杉褴褛；他们当垃圾扔掉的食物被抢着吃。乾隆朝后期起各地爆发的一系列农民起义与现在的白莲教起义也与此有很大的关系。
而起义不能被有效的镇压下去也有其必然性。
乾隆后期好大喜功，生活奢侈，对吏治也没有初中期抓得紧了，在位后期重用大贪官和珅二十余年，致使这二十年间贪污成风，政治腐败。吏治的腐败又给人口压力，土地兼并等社会矛盾火上浇油，从乾隆三十九年(1774)山东王伦起义起，各地农民起义频繁：乾隆四十六年甘肃、青海发生苏四十三、田五起义；乾隆五十一年，台湾林爽文起义；乾隆六十年贵州、湖南发生苗民起义；嘉庆元年，就爆发了白莲教起义。
另外，清朝的八旗生计问题也是其中的关键因素。八旗制度创立于关外时期，适应战事情况，是清朝的根本制度。清军入关后，随着统治的确立，八旗子弟被国家供养起来，"以清语骑射为本务"，不工、不农。不商。当兵者按一定标准发放钱粮，然而兵额有限，钱粮标准是祖宗定下的，不能调整。随着八旗人口剧增，每家人越来越多，而钱粮不变，加上物价上涨，生活奢侈，旗人的生计愈发艰难。八旗生计问题康熙末年出现，到乾隆时就很严重了。为此，康熙、雍正、乾隆三帝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如增加兵额，添加"养育兵"；政府拨款给八旗子弟还债；资助部分在北京的八旗子弟迁居东北开荒等，然而效果都不理想，增加兵额远远赶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加重国家财政负担又不能增强战斗力；政府拨款给八旗子弟还债助长了八旗子弟"等靠要"的心态；养尊处优惯了的八旗子弟也不愿意到东北开荒。这个问题困扰了此后历代清帝，直到清朝灭亡。
八旗兵的腐化肯定会带动绿营兵的腐化，如果一个国家的军队都丧失了战斗力还弹劾剿灭叛乱。
各地相继爆发的起义与八旗供养制度耗费了清廷大量的白银，在加上现在白银大量的流入中国，相对康熙朝白银已经贬值的厉害，而康熙皇帝永不加赋的承诺又像一道紧箍咒一样，使清朝的财政不能有效增加，朝廷预算入不敷出，这也就有了清末的各种厘金的存在。各地官员因为白银贬值的缘故，原本还算丰厚的俸禄已经不算充裕，在吏治腐败的大环境下，大批的官员必须要上行下效的贪污，才能保证自己的正常花销与上下打点。而这些官员又包括了军队的将领，将领们为了升官发财肯定要克扣军饷，而冒领军功，甚至是养匪自重，这也便想加重了朝廷的财政负担。
而且清廷也不能将所有的预算都用来剿灭乱匪，还要流出充足的预算来整治各地的河工，尤其是黄河。为了防止黄河泛滥，清廷每年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