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攸严肃的说道：“君候此言大谬。庄子是庄子，黄老之术是黄老之术，两者区别之大犹如天与地一般，岂能混为一谈。”
李归奇道：“哦，原来如此，还请公达指教。”
反正也没有什么急事，荀攸于是将黄老之术的来历和发展以及主要思想娓娓道来，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展现在了李归面前。
那些典故、历史和养生之道什么的李归完全不感兴趣，但是对黄老之术的政论他来了兴致。
政论是黄老之学的主体内容，道法结合、以道家的哲理论说法治的主张，是黄老政论的突出特色。
由于有道家哲学作为理论基础，黄老之学在变法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立法的原则和依据、法的公正性和权威性、执法的原则、君与法的关系等方面都有深入的思考和论证。
这就为变法图强、富国强兵的时代需求提供了理论上的指导。
在具体操作上，其君佚臣劳、虚静无为等“君人南面之术”，也都对道家哲理有所吸取和借重。
人性理论则是黄老之学法治主张的另一个理论基础。
黄老之学对于人性的判断，同《商君书》《韩非子》等法家学说相一致，认为自私自利、趋利避害是人的自然本性。
慎到、田骈、尹文和《管子》皆持此种观点，他们主张“因人情”，顺应和利用人的这种自然本性而为法治张目。
不过，黄老之学虽然否认人的本性中有道德的因素，但却并不排斥人有接受道德教化的可能，这一点又和儒家接近。
因而他们皆主张礼法互补，反对纯任法治和严刑峻法，这是区别黄老道家和法家的一个重要标志。
黄老的政论在强调法治的同时，对儒家学说特别是其注重道德教化的主张进行了充分的吸取，提出了礼法互补或法教统一的治国理论模式。
这是一种新的理论尝试，它集中了儒法两家治国理念的精华，改变了以往两家互相排斥的局面，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此外，正名定分也是黄老政论的一项重要内容，在这方面，黄老之学吸收了儒家关于正名的思想和名家的形名学说，作为其尊君卑臣、强化君权的理论依据。
阴阳刑德也是黄老之学的一个特色理论，它要求君主发布的政令必须与阴阳消长的自然节律相符合，
其实古代历朝开国之时大多都采用黄老之术治理国家，儒家只是一块招牌而已，毕竟真正的儒家对于天子还是有点太过具有挑战性了。
唐太宗总结治国经验时说：“故夙夜孜孜，惟欲清净，使天下无事。遂得徭役不兴，年谷丰稔，百姓安乐。夫治国犹如栽树，本根不摇，则枝叶茂荣。君能清净，百姓何得不安乐乎？”
咋咋听了荀攸的介绍，李归觉得黄老之术确实不错，既顺应了自己变法的需求，又有稳定统治秩序的妙用，挺适合现在的秦州的。
不过他还是总觉得哪里不对劲，为什么这么好的东西历史上就消失了呢？这时贾诩开口了。
“黄老之术不过是使得强者恒强，弱者很弱，民智不开，君上无为而豪强却有为，长则数十年，短则十余年，必然难以维系。”
他这一点拨李归顿时醒悟了。
历史上凡是执行黄老之术获得成功的时期，都必然是地广人稀达官贵人还未完全骄奢淫逸的时期。
等到了执行了几十年之后，财富上和教育上都占据绝对优势的贵族们实力就会完全占据优势。
而这个时候他们日益增多的人口和对奢华生活的追求就迫使他们不断地侵吞普通民众的生存空间。
而虽然黄老学说也讲法制，也讲仁义道德，但是却都力度不大。
没有了来自上层严刑峻法或者是强大道德约束的保护，面对着如狼似虎没有底线的权贵阶层，普通人是抵抗不了多久的。
作为国家兵源和财富基础的普通人消失之后，国家也就自然难以维系，新的治乱循环又开始了。
荀攸笑道：“贾公之言确是实情，但是要知道我秦州是不同的。”
不同之处在哪里，荀攸没说，但是李归贾诩也都明白他的意思。
秦州工商立国，虽然现在还处于厚积薄发的阶段，但是将来财富之广自古以来难有比肩者，所以权贵们对于更多土地和徒附的需求就没有那么迫切。
只要兵甲、土地、农民尽皆操纵在朝廷之手，这些豪族再富有又能如何？这就是荀攸的潜台词。
而黄老之学最不容于天子的就是在天子之上还有一个道在约束天子的一言一行，而李归自己就身合天道，这个问题在秦州也完全不是问题。
实际上荀攸认为只要将秦州的律法修订的稍微不那么严酷，再在学宫和道宫里多宣扬宣扬黄老的无为思想，让多数愚笨之人安守本分，那秦州现在行的就是黄老之术。
这样一来，李归的思想就有了历史渊源，不会再被人视为异类，有了大义名分自然就会有人追随。
这个时代大义名分还是十分重要的，道家是黄帝，儒家是三代圣君，墨家也自称是大禹的衣钵。
但是李归仔细想了想，觉得自己不能接受荀攸的建议，因为这黄老之道看似比后世被明清阉割过的儒家好一些，但实则不然。
因为随着周边文明的发展，交流也是越来越多的，这种交流可不仅仅是文化商业上的哦。
一旦国内有变，周围的饿狼们绝不会轻易放过的，像七国之乱、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