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平作为一个典型的豪强，在汉末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摆在他的面前的生路其实只有两条：一是学习曹操、袁绍等，在自身经济、军事、社会地位等方面有足够优势时，寻求政治上的突破，做到朝廷命官或一方大员，从而左右时局；二是选择依附的对象，将自己的身家性命全部压上，以期获得更大的收益。
董平只能算帝国中大大小小无数个豪强中的一员，既没有袁家“四世三公”在士族中的地位，又没有曹家在宦官庇护下的政治特权，错过了在黄巾之乱中捞得政治资本的机会，可以说沿着历史发展轨迹来看，只会是各路军阀拉拢与消灭的对象。
如今尽管黄巾军不时在徐州、青州活跃，汉朝的统治依然固若金汤，大部分的豪强还没有意识到危机，继续训练个人武装，剥削家奴，发展自己的产业，过着富贵而安逸的生活，董平也不例外。如今徐州的治所，被刚上任的徐州刺史陶谦定在了下邳，大多徐州豪强已迁移到下邳，以躲避黄巾军的祸乱。但董平没有去，他的心在广陵，他一直想做的就是由自己掌控广陵。
汉朝的天下继承于秦，秦末以陈胜、吴广为首的农民起义军打响了的反抗命运的一战，从此刘邦、彭越、英布等一批有志向、有才能、无地位的社会底层人员登上历史舞台，并在之后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不时涌现出像赵匡胤、朱元璋等杰出的帝王与英豪，创造着出属于自己的辉煌。
两个王朝的更迭并未导致制度的变革，原因就是处于统治阶级的，一直都是以军功起家的贵族，无论是秦朝的李斯家族、蒙恬家族还是汉朝的卫家、霍家等，他们掌权后所要优先保证的都是军功贵族的利益。
中国从春秋战国开始，就战乱不断，逐渐演变成了军事将领占据社会大部分资源，左右时局的局面。于是战国七雄相继开始变法，腐朽的通过世卿世禄制传承的老士族，快速被新起的军功世家所代替，至秦末项羽称霸时，军功贵族的权力达到顶峰，当时，灭秦有功的将领很多都被封诸侯。
汉以后，无论是与匈奴还是与王莽军作战，军功贵族的势力一直在快速发展，并形成了与皇室联姻的传统，从西汉时的权臣霍光到如今的大将军何进，外戚一直都是军功贵族阶级的领头人，权力几乎要压过皇权。
至汉末时，天下承平日久，军功贵族不可避免的走向腐朽与没落。同时另外几股势力却得到了长足发展，其一宦官，作为中国历史上几千年皇权的象征，此时终于登上了的历史舞台，皇帝在与外戚的争斗中时常处于下风，于是他们开始寻找帮手，相较于墙头草作风的外朝官员，内廷宦官更值得信任，他们的财富、权力等各种处置都来自于皇帝的旨意，而不是外戚甚至不是法律，在这一点上他们是皇帝天然的盟友。从此，在皇权的支持下，宦官有了其他阶级所没有的特权，他们卖官鬻爵、无视法纪却不会得到惩罚。
其二士族官员，在汉代，读书是需要成本的，垄断了教育资源与舆论导向的士族在察举制的扶植下，自然的发展为一党，他们政治权利不如宦官，军事实力不如外戚，但是一定程度上他们决定着舆论，决定着人心。
最后就是豪强势力了，豪强在一定程度上是奴隶制的延续。无论在是秦朝，还是汉初，生产力的低下，导致更多的百姓成为，有一定经济实力的大户的附庸乃至奴仆，豪强势力盛极一时。经过历代执政者的打击，社会经济的发展，生产技术的提高，豪强势力其实已大不如前，但是依然有左右时局的能力，他们往往与士族相结合，与宦官和外戚争夺这个天下的主导权。
豪强中有一些慢慢成了士族，而士族中大多都慢慢发展为豪强，像袁家，在南阳的基业，就让袁术有了称帝的野心；曹操初期征战天下，用的都是自己家族多年的经营。
本来豪强与士族一直处在蜜月期，但是黄巾之乱改变了这一切，草莽出身的中下层人民一跃成为了各郡太守乃至各州刺史，他们意识到，需要有属于自己的武装部队，来保障自身安全了。
于是不听话的豪强就要被清洗，而判断是否“听话”的标准就是：一是否有独立武装，二是政治军事势力是否足够大，当然第一条基本都满足，那么关键是第二条，如果有自己的武装，势力又小，那么对不起你的好日子到头了，除非自觉投靠，否则就被吞并，简单而有效。
按照历史的进程，豪强就会首先退出历史舞台，只剩下拥有豪强势力的士族——门阀，继续争夺天下的归属。
回到正题，现在正处于历史的过渡时期，豪强们还在苟延残喘，他们中有一些人并不认命，比如董平，相信豪强还会像汉初一样，能够拥有巨大的权力。董平在张超上任后，明显感到自己处处被打压，无论是官府的征粮、征税，还是自己在广陵郡的生意……张超处处与自己为难，他知道张超的最终目的就是吞并自己，但是他却毫无办法。张超自己本身就是士族，有能力脱离本地豪强，进行征兵、赈灾，治理广陵，他在没有顾忌的情况下，随时都会以军事手段直接扫灭董家。幸亏自己长袖善舞，与广陵城中的豪强结成联盟，张超才有所顾忌，一时没有找到机会下手。
如今城中乱起，张超如果乘机发难，自己连逃走的机会都没有。本来关彦求见时，他思考很久都没有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