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宗周不是一个有极端思维的人，他认为朝廷的要求代表了大明整体的利益，而百姓的要求是站在个体和局部的方位上来说事。不是说整体的利益就一定比局部的利益大，而要看整体的利益对局部利益的伤害是否有必要，老是习惯性要求局部服从整体而不给个说法，最终会伤了百姓的心激民怨。当然那种事事把百姓利益挂在嘴上放到最高处也不对，谁都站在自己的立场想问题，而且不容许自己受一点委屈，那这些人跟努儿哈赤和奢崇明等人又有什么区别？
刘宗周说：“皇上曾经实行过一个平等对话制度，在官员之间有了不同政见时可以平等对话，最开始有一定作用因为那时候有很多官员闲得无事喜欢指责人，后来那些风闻言事的人全部被派去做实际事务去了，平等对话才少了起来。我想能不能在民间形成一个平等对话的机构，比如说在各县都设一个对话堂，由县监主管派人跟百姓对话了解百姓的需求，你们说怎么样？”
高攀龙想了想说：“这事我记得皇上曾经提起过，只是当时四级辅政机构还没有健全，所以也只是那么一说没有实行，刘大人准备现在把这事做好了也算跟皇上有个交代。”
刘宗周见其他人都做出很赞同的样子，于是点了点头说：“皇上确实有那么一说，而且当时还说过有话但说不出来的人，可以请讼师替他说话，这样一来不但能听到老百姓的真心话，还能把那些讼师利用起来免得他们尽做缺德事。”
钱谦益这时候有些迟疑地问道：“下官这次跟杨大人去实地考察，现百姓跟官员的关系还没有到可以平等对话的程度，好多百姓见了官都还是一副很小心谨慎不敢说话的样子，真要平等对话可能一开始没人敢来。”
高攀龙说：“最开始有可能出现钱大人说的没人敢来的情况，不过没有关系百姓们迟早会明白平等对话是皇上给他们的权利，目的就是了解他们的真实感受和真实需要。当然如果他们没有说的就表示他们放弃自己的权利，我们就按朝廷的总体规划来就是了。其实朝廷的总体规划有对各地的考虑，征求百姓的意见是为了稳妥起见，他们不参加平等对话自然就不考虑他们的意见。”
高攀龙这话说出来大家也觉得有道理，刘宗周也知道一开始确实是这样，没有继续说这事改变话题说道：“如果大家没有意见这事就这么说好今后慢慢完善，不知道信王对皇上说的把不在状态的人调走这事怎么看？”
信王说：“这有什么好说的，不在状态该换就换，不要让官员养成能上不能下的习惯，换下去的人等他哪天状态回来了再换回来就是。”
刘宗周说：“信王的话我有不同看法，现在官员已经有能上不能下的习惯，如果要改变就不是跟一个人过不去，而是要跟一群人过不去，会遇到很多也很大的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