估计彭励治受到了夏鼎基的提醒，“对着干”的架势明显收敛了几分，但也没有那么“乖”，转而缠着尼古拉斯·卡尔多，讨教税务制度方面的问题，这就相当于消极怠工了。
高爵士还是很有雅量的，对此没太计较，因为在他眼里，彭励治还不算彻底“跑题”，税务制度也称得上解决香江经济问题的一个切入点，高弦同样关注这个领域。
香江是一个相对税负很轻的经济体，而随着香江社会福利不断普及，正府开支也相应地增加，拍卖官地确实是一个立竿见影的财源，可土地资源毕竟有限，而且越来越依赖房地产，对香江长远发展绝非好事。
尼古拉斯·卡尔多在一九六零年代是英国工党正府的经济顾问，同时也为包括印度在内的其它几个国家提供经济建议，而落到实处的主张就体现在税务制度方面。
当然了，尼古拉斯·卡尔多是高爵士动用资源请来的经济专家，彭励治不可能白占便宜，其活动逃不过高弦的耳目。
部下向高弦汇报，最近彭励治和尼古拉斯·卡尔多的谈话内容，都与消费税有关。
高弦一听就乐了，彭励治还挺有雄心的嘛。
顾名思义，消费税就是对消费者的消费行为进行征税，但实际操作上直接对无数消费者征税，难度太高，所以征税目标就落到了销售产品或服务的批发商、零售商身上，比如像高兴集团旗下金东超市这样的香江零售业龙头。
“老剧本”里，实施消费税最有名的经济体莫过于和中国一衣带水的一本了，比如其在二零一九年，将消费税增加到了百分之十。
不过，现在这个时代，消费税距离落实还有一段路要走。拿一本来讲，因为政坛换庄家，加上牵涉利益甚广，消费税并没有开始实施。
以高弦现在的层次，眼界肯定不限于商业利益的范围了。在他看来，彭励治要是真能在财政司任期内，在香江成功推行消费税，未尝不是一件有益之事，至少高氏财团不会坚决反对。
只是，既得利益者不是那么好对付的，高弦想参与香江货币政策，都是殚精竭虑地团结一派，对抗一派，彭励治想让实行消费税成为自己的政绩，绝非易事。
把快速浏览完的记事本随手放进“抽屉”后，高弦吩咐道：“不要打扰彭励治，让他忙吧。”
这时候，阿瑟·伯恩斯找了过来，歉然道：“高爵士，我不得不提前结束香江这边的日程了。米国驻德国大使任期结束，李根总统希望我前去接任。”
阿瑟·伯恩斯出生于和德国、瑞士、卢森堡同为德语区的奥地利，十岁那年，才随着父母，移民米国。
现阶段，西德经济实力强劲，被誉为欧洲的发动机，进而让米国必须重新审视和这位“小弟”的关系，资历深厚的阿瑟·伯恩斯被李根总统选为米国驻西德大使，可谓是深思熟虑了。
但如此一来，米国的经济专家里，阿瑟·伯恩斯不得不提前告辞，艾伦·格林斯潘要把一半心思分给白宫的兼职工作，为当前米国社会保障危机寻找解决方案，能真正全神贯注地效力的人，就只剩下罗杰·迈尔森了。
可高弦并没有真正介意，因为阿瑟·伯恩斯跑去西德当大使，这个人脉自己也能用得上。
于是，高弦非常大度地表示，“没关系，这可是大事，您的这个任命挺赶时间，我这就安排。”
见高爵士还是那么热情地忙前忙后，老头儿有点过意不去，临走之前除了叮嘱留下来的两名弟子认真做好工作之外，又提前留下了报告上的签名。
……
阿瑟·伯恩斯提前离开香江后，港元汇率检讨委员会的工作并没有受到实际影响，因为工作进度已经完成了大半，而且所谓的论证，是在高弦的改良版货币发行局制度框架下进行的。
就这样，港元汇率检讨委员会的最终工作成果，根据原计划，按部就班地出炉了，简称为《高弦报告》，以示对高爵士的致敬。
值得一提的是，在《高弦报告》里，关于香江外汇基金和发钞银行之间的“内部汇率”，有了更具体的实际操作规则设计。
具体来讲，这个“内部汇率”不是单纯地和美元联动，而是根据香江主要贸易伙伴，充分利用博弈论，设置了一个“小篮子”，除了美元之外，还包括了英镑、西德马克、日元，进而权衡出了一个内部汇率，每两个星期检讨一次。
至于外汇基金里的清一色美元，什么时候也换成对应“小篮子”的多币种组合，那就是将来的事情了，现在运作不现实。
其实，按照目前的贸易趋势，内地很快便会成为香江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但现阶段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并不高，所以就暂时不予考虑了。
尽管在“内部汇率”制定的权衡比重上，英镑的地位已经远远不如港元和英镑挂钩的时代，但罗兰·巴林、尼古拉斯·卡尔多这两位英国经济学家，都做出了积极评价。
《高弦报告》正式出炉后，港元汇率检讨委员会并没有随着完成使命原地解散，而是很大程度地转变成为了外汇基金咨询委员会，为外汇资金提供指导。
现阶段，港府对香江金融事务的统一管理，是通过在布政司下设立金融管理科来实现的，而金融管理科下面又有金融政策小组、银行监理处、外汇基金小组、外汇基金管理部等，
以港元汇率检讨委员会为基础，成立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