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山东的私盐 (1/2)

在床上躺了三四天，梁明就已下地了，虽然还干不了重活，但地上行走还不是问题。他并没有外伤，主要是在海水中浸泡的时间过长，又被海风一吹，寒气入体。几日的休养后，已无大碍。

这些天里梁明对成山庄也有了大概的了解，说是一个庄子实际上只有二十三户人家。庄西头有七八十亩盐碱地，根本打不上收成。庄子里的人家都是靠下海打渔维持生计，另外有一个外快就是煮私盐。

几块贫瘠的土地什么也干不了，可人还是要活不是，单靠打渔虽能顾住口食可每年缴纳的钱粮是挣不来的。所以都要想点别的出路，这煮海水熬盐就是最简便易行的方法了。

靠山吃山，靠海吃海，离着海边这么近，就得靠着它赚点温饱钱花。一担盐，一百二十斤左右，可以卖得三钱银子。海水取之不竭，柴草也不缺，三钱银子贴补家用可是不少，每月怎么着也能熬出七八十斤，这一年下来二两银子是到手了，出去缴纳的皇粮，过年时也能只买些年货。

荣成县西面的文登就有一个大型盐场，而打听到文登梁明也知道了威山的具体位置，他也没漂多远就在威海的东面，这个荣成县应该就是新中国的山东荣成市了。而如今威海还是个无名之地，归属于文登县管辖。

这文登县的盐场是大清国立的，而荣成只有灶丁和滩户并没有设盐场，只是有个收盐点。成山庄所出的私盐主要是由荣成的灶丁收购，看成色每担二钱到四钱银子不等。他们在转手卖到收盐点，每担也就赚上个半钱银子，这不过是个零头，大头都被盐场拿去了。

盐场所出的官盐每担是一两五钱，而私自卖出的则在二两上下，一出一进获利之丰难以想象。

虽然历朝历代盐铁茶专卖，凡是私下贩卖的都是重罪，而且这重罪的程度基本上都是砍头，绞首，就是为了保证官府专卖的利润。可是有利润的东西，必然有人要铤而走险，比如说是贩盐。

崖头镇便是荣成的收盐点，文登盐场的干事在此地收集过后集中运往文登，同时也是众多私盐贩子的目击地，因为那里也有各家盐商的客号。

在灶丁手中二三钱银子的粗盐，到了崖头至少也能翻上一倍。

王石就干过这一行，这点让梁明很是不解，这可是杀头的事情，王石怎会如此轻率地说出口来，而王朱氏也不见丝毫的惧意。这其中必有内情，不可能单单是因为相信梁明不会出卖自己的救命恩人。

几经思量，梁明终于找了个机会向王石询问。而事实的真相大大出乎了梁明的预料。

有清一代山东从事盐业生产的人员数量极多，康熙初年山东盐场灶丁总数已达2．15万人，这只仅仅是盐场的灶丁还没算上民间的滩户。

清初山东盐场19场旧制，后来屡加裁并，并为八。其产盐行销山东、河南、江苏、安徽四省。”然而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困扰了山东官员数百年之久。

清代盐业最初实行“官督商销”的办法，政府利用盐商的运作而最终实现盐业利润。所谓官督商销，乃指盐商向官府缴课领取盐引后，到指定的地点买盐，再运到指定的地区去销售，官方绝不允许其它形式的自由贩运，也不允许越界行盐。这很正常，从汉武大帝时期的盐铁专卖开始，近两千年来一直如此。

然而，清代山东的食盐销售情况并不理想。明代山东盐业开发的一个突出标志是制盐技术的不断革新，几千年来历经煮盐、煎盐方式的传承与改进，沿海灶民的努力极大的加大了海盐生产的开发力度，同时也提高了制盐的技术含量。而在在明代中叶福建人发明了滩晒之法，晒盐较煎盐而言，生产工序简化，成本降低，产量大又省工时，经济价值十分明显，故而此法逐渐从海丰场传向山东沿海各个盐场，但直到清朝时，晒盐工艺才在山东盐产区内占有优势。可直到现在文登的盐场依旧在使用煮盐法。

所以富商大贾往往指染两淮、长芦盐场，一般不愿意到交通不便、成本较高的山东盐场行盐，故而山东盐场商运效果极差，有的地区甚至出现无商贩运的尴尬局面，却又要一直收取灶丁手中的产盐，这就像是一个恶性循环，一直困扰着山东官员。

为了解决商盐滞销的问题，清廷破例允许山东盐场“穷民散卖”，将一部分盐票“给与民贩赴滩陆续买盐”，同时采取“筑包设商”的形式来加快食盐销售。山东沿海盐场还有“旧制许贫人肩挑易米”的特殊规定。由于允许民贩散卖，所以山东才会出现“昌潍以东不食官盐”的现象。

正所谓：定例有商之地，灶煎商卖，无商之地，灶煎民卖，无票即为私盐。登州府盐课摊入大粮，不设商，亦无领盐票之民，每年都是官员领票。地丁征税完，仍由官缴票价等项，各滩灶产准其自煎自晒，**民销，并无官价，随贵随贱，民灶两便。惟须各守疆界，不得搀越。

是以有清一代，山东盐政很是宽松，而如今的登州府，官引销售与私盐贩运各占一边天，并存之势已成。

但贩运私盐还是有危险的，可这危险并不是来自官府，只要你不是脑子进水了，挑着数百斤粗盐进县城，是不会有事的。它的危险是来自同为贩私盐的盐贩，两队私盐队伍相遇是很有可能火并的，特别是强弱分明的时候。现如今的登州府已经形成了大小七股盐贩，王石和陈兴就是入伙了其中一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