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内地被拐来的传统文人来说，中华国与以往王朝最大的不同就是商业氛围的浓郁，不仅仅是乡邻城镇之间充斥着此中意味，就连官府衙门都与本地商会暗通款曲。仅仅是一层轻纱向遮，如何挡得住这些人的目光如炬。不过已经走到这个地步了，他们就是想回去也不可能了，不少的人都“心灰意冷”的要在各州县的学堂“养老终生”了，不过环境的影响力是巨大的，这些先生能不能坚持到底还是一个未知的问题。
中华国立足于南洋，它本身的地理、资源等等就已经决定了其商业的兴起。作为主导者的朝廷并没有花费太大的力气去引导，仅仅是树立起了几个典型对象而已。如今国内“百花齐放”的大小商会，都是民间自发兴起的。
这些个商会兴办的起因是追逐利润，兴旺的原因是国内宽松的环境和南洋丰富的资源，再加上便利的海上运输。
不过令梁明等人头晕的是，不知是因为国内各省之间跨海相隔，地利不便；还是因为国人善于窝里斗的传统，互不服人的性格；一个中华国大大小小商会遍布，却没几个能突破一省之地的，更没形成一个统一的商业联盟。全部都是以某一繁荣城市为根基，然后向外扩展。就比如启州商会、中州商会等等。
这种状况算是中华国商业的一个弱点，但在另一方面看这个原因可以说是中华商业快速发展的通行证。正是因为没有一个全行业的霸主存在，朝中的大臣甚至是梁明才没去多加限制。不然的话，以梁明的最终目的而言，现在中华国内是决不允许出现商业龙头的。
八年来中华国商业迅猛发展，之所以说是八年，那是因为建国的前两年是荒废时间了。中华国的商会以贩卖原材料、特产发家，比如说南洋特产的香料和粗略炼制后的铜锭等等。隔海相望的大陆就是最好、最广阔的市场。
稍微积累下资本后，他们就进入了“转口贸易”，通过大陆收买茶叶、生丝、瓷器等等，运抵马六甲、新加坡等地进行贩卖。再从欧洲商人手中收购些稀罕物运到大陆，来回的倒腾也给了他们巨大的商机。
而在动力织布机产出后，从印度购进棉花，产出布匹开始是销售本地，满足国内需求，然后就是向越南等地销售，但运往大陆这样的傻事他们是不会做的。也算是老爷护佑，就在棉布产量越来越多的时候，市场逐渐饱和的时候琉球出事了。狠狠的刷了萨摩藩一把的中华国在大赚一笔的同时也得到了德川幕府的信任，于是乎中华国的商船顺顺利利将生意在日本做大做强。
日本同样实行的是锁国政策，长崎的港口只准满清和荷兰的商人进出，中华国的商船冒充清穿也曾到过长崎，可双方的贸易量太小了。而现在，为了抑制西南强藩，德川幕府当年（建阳五年）就同中华国签订了协定，对于中华国而言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准许中华商人进驻长崎。于是，廉价的棉布就又有了一个可供倾销的市场。不惯日本的纺织业遭受到了多么大的创伤，反正中华国的纺织业在那几年中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至少为随后的断臂之痛找足了“黑玉断续膏”。
德川幕府并不傻，他们当然看得出中华国纺织品倾销对其的危害，因为这种危害不仅涉及到了民间。逐利而生的中华国商人在大获利润的同时，还利用日本国内金银比价的漏洞（日本那时的金银比价在1：7或8左右，国际金银比价是1：15——20）大肆套购日本黄金，不到两年的工夫日本的金银比价就拉大到1：12。日本黄金大量外流，不仅导致其国内金融市场严重混乱，并进一步导致包括米、盐等生活必需品在内的物价持续上涨。
这种情况下德川幕府本就两条路可走，要么得罪中华国，保全自己；要么就是姑息中华国，伤疤自己忍着；可是大陆纺织业的兴起为他们提供了第三条路，以商对商。他们自己组织商船到广州进购棉布，然后运抵国内，以同样的价格销售。
两方展开了一场残酷的价格战，最终在德川幕府的暗中支持下日本商人大获“惨胜”，中华国的纺织行业遭受了兴起以来的第一次重创。
万幸的是这时中华国已在明离洲站稳脚跟，源源不断的羊毛送到了南洋，从英国购进的先进毛纺机也算有了用武之地。经历了惨痛之后的中华国纺织业将大部分的机器转手卖掉后，埋头做起了毛纺织业。这次的专业虽然砍掉了中华纺织业的一条胳膊，却也增大了其的市场，大陆第一次进入了商人的视线之内。
大发展之后，中华国的商人们或是按照地域，或是按照亲友关系，反正是没有按行业来的，同行是冤家嘛！组建起了大大小小的数十家商会，其中规模最大的就是中州商会、马六甲商会和雅州商会，紧随其后的就是启州商会、新加坡商会、槟城商会、基隆商会等七八个次一些的，在下面就是商会中的规模最小的一批，它们占据着数量上的绝对优势。
如果按照经济的自然发展，那随后商会之间就会有一场残酷的并购战，大鱼吃小鱼，优胜劣汰，最后形成几大商会平齐的局面。
然而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二十来个小商会依旧过的有滋有味的。原因在于并不是中州等三个大商会没动贼心，而是地方官府插手了。
在后世还有个地方保护主义呢！现在的中华国更是如此。自己城里面有个商会，对于辖区内的经济发展当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