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在找合适做的生意，同时，结交的朋友也杂乱起来。
其中一位忘年交，名叫陈斌。原本是学校的老师。家里三兄弟，他是老大，老二和老三都是因打架进了监狱，父母和他为了这两兄弟在监狱里日子好过一点，花了不少钱打点法官和监狱的工作人员。最终把一个比较殷实的家庭打点得没落了。
他的老婆是个美女，大约也因这档子事儿，和他离了婚。而他也因此变得消沉。我俩相识时，他正从学校停薪留职，一时也没找到合适的生意可做。虽然我也有一些社会上的其它朋友，但或潜意识中还不肯让社会同化、随波逐流，所以他老师的身份和其必要的学识让我俩走得特别近。
我俩不知是在什么场合相识的。两个混得不太好，但好似又都要寻找所谓生意机会的人，应当也就有不少共同语言了。
因为都好上赌博。于是常一起出没在各种不同的茶馆。90年代中期，县城有各种大大小小的“茶馆”，分布在一些临街的铺面或是居民楼中。
这些所谓的“茶馆”，其实也就是赌场的代名词，房老板们组织一批人在自己的屋子，或打麻将或“炸金花”，从中“抽彩头”。当然，是为茶馆，每人泡一杯茶的待遇是有的。
那是一个香港赌片红透大陆的时代。周润发、刘德华这些帅哥们在电影中潇洒的表演，刺激了看电影的年轻人。而90年代中期，正是各种形形色色的思潮和社会物质进步、风卷整个大陆中国的时代。社会兼管也因这些东西刚开始萌动而不比得今天这样严格。
大抵在寻找生意机会的同时，我也会产生当个电影中赌神的冲动。且现实中，在我们县城，也的确产生了靠赌博发家的例子。甚至听说有两兄弟，出入各种赌注越来越大的场合，最后赢下了百万家产，他们设局搞下一些做生意大老板钱的故事在县城江湖中流传甚广。因在赌场上赢了不少钱，这让他们甚至买下了县城将要倒闭的饮料厂，据说，他们购买这个厂目的也是以此包装自己，让自己有个合适的老板身份进入更大赌注的社会阶层。
电影的刺激和现实的教化。使得我时而也在家背着父母操练起了赌术。
我和陈斌时常共同出入“茶馆”。每次夜深人静退场后，就会找个街边的“麻辣烫”，吃上很长一段时间的火锅。我俩彼此是对方的听众，他感叹自己大家庭的不顺和自己小家庭离婚的伤感，而我，刚进入社会一年多，自然也有很多感叹社会的话倾述。
酒喝得有些麻木的时候我会骑上我的“嘉陵125”先送他回家（“酒驾”概念形成的时代还是遥远的未来）。当摩托车穿透夜深人静的大巴山县城时，那发动机的轰鸣声亦在帮助我俩发泄着内心的烦燥和不安。
当然，在喝酒的过程中，我们也会商讨如何一起出点老千去赢别人的钱，但他老师的本质和我这个社会的新手，在我们赌博成风的县城，要想以此水平当常胜将军的确是有些难度。我们的赌博水平始终停留在只能赢点晚上一起吃火锅的水平上。
“赌神”于是只是幻想，我们从没有达到电影中那种周润发或刘德华、西服风衣光鲜生活半点影子的地步。道是人在江湖杀气腾腾的刀光剑影却是真实体验到了。
一个夏秋之交的夜晚，燥热、有些淡淡的风，吹来的不是凉爽，而是穿城而过拉煤炭车的煤灰。
我和陈斌相约一居民房“茶楼”“炸金花”。七、八人围坐一桌。在蚊虫飞旋的电灯下，大家瞪大期望获得一手大牌和防范别人出千的眼睛，彼此贪婪和猜疑着。
有一手牌，大家“吊”了两圈后，看过牌的都弃了牌。只剩下我和另一位年龄相仿的小伙子，他和我个头差不多，但可能是长期熬夜打牌的缘故，较瘦，头发梳得非常整齐，前额处有一缕头发染成了黄色。
今天的年轻人染发或文身有不少是为了展示自己的个性。在二十年前，谁要是染了发或是纹了身，那基本可以归入“超社会”一类。
像一年前我在火车站货场工作时“炸金花”一样。我俩都有一搭没一搭的向里面扔着钱，且我依稀也能从背面看见他的三张牌里面有一个掐了边角的a。
当然在社会上闯荡了一年多的我，也有了经验。那幅扑克质量不是太好，透过灯光,在特定的角度能看到“娃娃牌”(k、q、j这三张带图案的扑克牌)背面的方框。而我已经看出自己的三张都依稀有模糊的方框影子，也就是说我的牌最小也会是一对j。
既然如此，我当然有这个脾气和他一直“吊”下去，我俩就这样向桌上扔着钱，直到他把自己面前的钱扔完，他又借了旁边一位认识的赌友一百多元。最终在大家的劝说下，他主动叫开了牌。,他的牌打开了、果不其然有张是a，但最大也就是a。
翻开我的三张牌，连我自己都惊呆了。居然是“炸金花”这种赌博形式中能见到的第二大牌，三个k的“滚筒”。我高兴的吼道，“喜钱”(炸金花这种赌博中若有一人拿到同花顺或是三张一样的“滚筒”，其余参与者都要按约定给一定数量的钱，谓之喜钱。）
正在满桌人还在感叹、我正准备收钱地喜悦激动中时。和我对赌的“黄毛”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将赌桌上大约1500元钱抢入自己的手中。那时的百元大钞还没太普及。1500元钱大多由10元、20元和零星的50元和百元组成，也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