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劝我去信基督，还说死后如果才发现有基督，那么不能上天堂是多么可悲。我想，如果真的有，那么按照基督的教义，好象应该是万物平等的吧，如果对不相信的它的人给予不同的待遇，那这个基督也太小气了一些；为了生前犯的错误而付钱赎罪，如果什么错误都是能用钱来弥补的，那人连承担错误的勇气-人格-都没有了，这是在变相鼓励犯错误啊。
其实基督最大的作用，也许是联合一帮人，用这帮人的合力来做事。在中国，贫穷的老百姓，你给点好处，就会跟着你走，即使是暴动叛乱又有什么，总比饿死好点。失去了正确指挥的民众，什么事情都可能做出来，但很少有能做出推动社会发展的。
就象总结抗战胜利的经验一样，*说，领导国人不断的取得胜利，并带给国人利益。这两天也看了*的发言，总结了五点，我感觉他的秘书处写的好差，明显是没有生活的体会，高高在上的日子久了，对问题的认识浅了。所有的五点加起来，团结也好，联合也罢，就是没有提到给国人带来更大的利益。
有人让我看看“大纪元”，说有400万人退党了，劝我也退党。每月党费交了不少，但是连正常发表评论的通道都没有，明知道是错的也照常执行，永永远远的“一言堂”，和美国的单边主义一，嘴里面排在第一位的永远是个人利益，第二位的是领导，第三位的也许是情人小秘，剩下的精力还是混混日子的好。
我想，如果大纪元的这些人，真的是从国人的利益出发，那再怎么样也不过分；可是，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一个道理，中国乱了，对国人有什么好处？而他们的目的，处处围绕着使中国乱起来。也许，他们能更好的享受国外的政治庇护，或者从中国的动乱中得到更大的利益，但无论怎样，这都是他们的利益，不是国人的利益。他们就忘了，生他们养他们的这一方水土，他们更现实，活着就要享受，不是吗？这样的人，连伤都不曾受过，又知道什么？！如果他们也敢象“孙志刚”一样，用生命挑战这些不公正的权威，那二次革命早就实现了，中国哪里不是民主，哪里还敢有贪官，哪里又不是桃源一片呢？
英国的一个老人，在儿子酒醉出车祸后，用余生致力于修改国家的法律条款，不要向年轻人卖酒。他一生只做一件事情，这个最终被纳入了法律条款。而中国的哲学也好，传统也罢，一生不能当个帝王将相，就不算有业，不能杀敌封疆，就不算有功，又有几人有这么大的功业啊（呵呵，那其他人是不是就不要活了）。
论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我认为，武能安邦，文能定国，只是文武搭配的比例不正常，就会产生分崩离析。“治乱世要下猛药，建盛世却需缓行。”千条万绪，提纲挈领之下，仍需逐个解决。
写了这些，都只是想引出这样一个观点：政策、红头文件、哪怕是企业的日常规章制度，即使是“无的放失”，也存在着深远的影响。作为制定者的一方，如果没有正确的认清形势，盲目的推动实施，有的时候正是得不偿失。
前些日子，接待美国的一个博士时，他说，在美国，很少有人关心政治，可是中国不一样。我想，这也许是因为中国的每一个政策的出台，都会有很多家族因此而鸡犬升天，也会有许多人因此而家破人亡，简单的说，就是和国人的生活过于息息相关了。而美国不同，他们更多的依靠法律，更少的依靠政策作为调节方式，所以关心的人就少了。
出发点再好的制度，如果没有体现公平、公正、合理，就不会有足够的魅力来吸引人支持它，没有人支持的制度，也就失去了作用的范围。就象我现在打工的公司，处于成长期，存在数不清的问题、困难，采用“一刀切”的方式来推行制度改革，这不可避免的增大了“内耗”，内耗是最不合理的浪费。
更有甚者，不知道从哪里来的这么一批人，在照搬国外企业制度的同时，不仅忘记了中国的国情，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生产力发展水平，比如文化技术的构成，（这很久之前，就被老毛的团队认识到了的问题，至今还在中国社会广泛存在），更具有了形而上学的特点，用静止的观点处理问题。汽车都需要磨合，更何况人和制度之间，一蹴而就的事情不会很多。强行要求，立即执行，也就意味着要完完全全的停止，然后按照新的制度来操作，可是运动是一切有生命的机体的根本特征，完全停止就意味着灭亡。
记得我以前的一位老领导说过：领导的全部工作不是参加实际的生产，而是如何能更好的调动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制造一个和谐的工作氛围，协调各人按照公司的方向发展，使他们认识到为公司谋效益就是为个人谋福利。那种无论什么都年终结算的方法，就是无视个人工作的最直接的方法。摩托还得骡拉，打击员工的工作积极性是再容易不过的一件事情了，而重建员工对公司的归属感、信心，却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实现的。
在任何一个平衡中，责权利是密不可分的一体，少了哪一个，这个配置就不是正常的配置，存在就不合理，就不会长期存在。做一件事情，被授予处理这件事情的权，采用“权”所允许的所有手段，承担与权对应的“责”，享有处理事情的“利”。
如果，领导只要求你做事和承担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