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一会儿，我听到警车的声音和救护车的声音由远及近，应该是出车祸了，这时，胖男人也回到车上，证实了我的猜测。他说有一辆装载化学制品的大挂车在前方的十字路口侧翻，散了一地的化学品，司机被困在车头，前面已经封路了，只能掉头往回走。
这可怎么办，看来没两三个小时还过不去，哎，出来的真不是好时候。
说话间，几个交警从前面过来指挥交通，我们后面的车辆已经掉头，胖男人一打方向盘，发动车子。
“还有其他路能回去吗？”我问道。
胖男人想了一会儿，说：“有是有，不过要绕很大一圈，得多出一个多小时，车里的油怕是不够。”
“你不回去吗？”
“回去是回去，但也不能把车留在半路吧，如果你不介意，我们找个地方吃饭，回来再决定走哪条路。”
现在也只能这么办，我便同意了。
我们光顾了在花鸟市场外的一家小饭店，是胖男人经常光顾的地方，介绍说小龙虾尤其美味，我们点了两斤，果然不错，加上一瓶冰啤酒，完全把刚才的晦气一扫而空。
胖男人倒是不贪嘴，喝着可乐，但烟却不离嘴。没想到这时他倒沉默寡言了，好像还在为自己的身世愁眉不展。
年轻人就是这样，一会儿一个变，为了缓解他的心情，我只能再次打开话匣子，告诉他一段更加离奇的故事，也包括我从未透露过的身世。
自从小宝他爹的事件后，村里尚算平静，但也发生了几件事：第一，水泽村正式进入人民公社时代，我们的身份由村民转为社员，而且限制了人口随意流动，出外还要打证明；第二，小宝他爹再回来后的半年内病情急剧恶化，捱过年关就去世了，去世时整个人瘦得皮包骨头，好像一具干尸；第三，润子爹成天心事重重，和我的交流越来越多，几乎冷落了润子，搞得我很不适应；第四，在村外附近发现过几次“三哥”的踪迹，但还是一无所获。
记得是六零年的六月份，我和润子跟着生产队里的人被分配去挖河塘，其实这是我们第二次去，说来这里还有些争执。听长辈说，这块地方在两个村的接壤处，二十年前还是一条河的分支，我们村和隔壁村以此为界。但是常年的灌溉和捕捞，这条河已名存实亡，一到夏天臭不可闻，成了堆废弃物的垃圾场。这一年来的开山挖石，把这条河彻底截流，而这个地方堆满了垃圾和乱石，要挖出个一千见方的河塘，也不是个容易活儿，对于我们来说，只不过能多挣点额外的工分。
这活儿最关键的还涉及另外一个生产队，第一次去的时候，对方也看中了这块地方，相持不下，最后在生产大队的调解下，才勉强让给了我们。
虽说让给了我们生产队，但是自身条件不足，青壮力不多，能拉的出来的也就二十来人，而给我们的时间就只有一个月，这下可愁坏了队长，无奈之下把老人妇女也叫过来帮忙，忙活了半个月，才把这块地方清理干净，剩下的只能靠我们这二十个人挖土。
这天一大早，润子就跑来叫我开工，那时候一天两餐，早上都要自己解决，公共食堂不供应，我从家里拿了个红薯当早饭就去了河塘，到了那里不见往常睡眼朦胧的社员，而是一帮人围在一起商量着什么。
润子最爱凑热闹，一溜儿小跑就挤到了跟前，看了两眼就招呼我过去。
我还想坐会儿打个盹，差点被润子的叫声吵得犯了耳病，吃完最后一口，也着急忙慌地凑上去瞧热闹，只见淤黑的河泥中露出一掌来长、一腕子粗的黑色圆柱体，和成年人的手臂差不多。
“这是什么玩意儿，烟囱，不对，铁棒子？”大宝琢磨不定。
“管他是什么，挖出来瞧瞧呗，一看就是铁玩意，交给公社，咱们还能立一功呢！”副队长刘大民当机立断，拿着镐头先在黑柱上敲了两下，发出有点像锅炉运转的沉闷声。
我心想大概是在地下埋久了，丝毫没感觉到一场大祸将要来临。
随着刘大民一声令下，所有人都操起手边的家伙，一个劲地往深处挖，才挖了浅浅一层，天色突然骤变，好端端的响晴白日转眼阴云密布，稍带着细雨阵风吹得人身上直泛鸡皮疙瘩。
河道里的泥土渐渐湿润，夹带着微微的泥腥味，脚下松松软软不得劲儿，迫使我们回到了岸上。一排人坐在临时工棚底下，还不忘扯扯淡。
大宝说：“我说刘队长，咱们要是挖出来个铁疙瘩，能给多少工分啊，少了十分我可不答应，大家伙说是不是啊？”
大家赶忙起哄，纷纷表示同意。
“你个憨子，会不会说人话了，一天也就一个整工，你比别人多条胳膊，还是多条腿啊！”
“这怎么成了我一个人的事了，不是大家伙都有功劳么，我也没说只给我一个人呀！”
“跟你们交个底，今年咱们队的产值远远落后了，再这么着，都得挨批评，要是能让我们挖出个大铁疙瘩，下半年怎么着也能宽裕点，不过丑话说在前头，谁要是懒筋抽抽，我一定饶不了他。”刘大民挨个看了我们一遍，有点警告的意思。
话说刘大民四十多岁，媳妇是生产队里的会计，几辈子都是贫农，解放后算彻底翻了身，不止分到了几亩田，还在村委会的撮合下成了婚。成立人民公社后带领着村里四十来户人家组成生产队，做事情一根筋，专门挑难活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