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时的1949年，中国自行车年产量共只有1。.[774][buy].[com(7764)】5万辆，1950年，新中国第一个全部国产化的自行车品牌“飞鸽”在天津诞生；1958年，上海267家小厂合并，组建成了上海自行车三厂，也就是凤凰厂的前身。几年之后，凤凰牌成了家喻户晓的自行车名牌，一时供不应求。但自行车还是较为稀少的宠物。
上世纪60、70年代，自行车已经在人们的生活中占有重要位置，缝纫机、手表、自行车被列为三大件，成为一个家庭是否富裕的象征。据父辈讲，这是女孩子当时找婆家的首要物质条件，是为姑娘出嫁时一份倍有“面子”的嫁妆。如果有人骑上自行车，后面都会引来一群驻足羡慕的眼神。而且那时凭票购买自行车后需及时向当地派出所登记办证上牌，另如谁家的自行车丢失了，公安局、派出所也会立刻派人侦破。
直到八十年代中期，凭票购买自行车的历史才宣告结束。看到这段中国自行车史，杨汉风难道还不为之所动？
除了自行车外，还有很多商品，譬如锁具。锁具，无论城乡，每家每户都需要；不用说，民国的锁具实在是差，稍具技术的盗贼都可轻易捅开。如果将后世的锁具买到这个时代来卖，哪怕美国花旗银行的保险柜，说不定都有可能换成中国的锁具。
事实上，在成品工业品方面，譬如随便一个玻璃瓶，此时与后世都有极大的价差。这个时代的工业，整体生产力还是比较差的，譬如最重要的流水线生产，也只在美国等少数国家的少数企业里面坚持试行，至于后世的全自动生产线，在这个时代根本是不可想像的。
可以说，因为彭亨才的出现，让杨汉风学会了观察与对比，让杨汉风从纯粹的游戏玩家变成了一个颇有思维的人，哪怕这种思维并不成熟。但一个人，只要遇事多想，那就离成熟不远了。
每融三几天，杜玉玺他们就会给基地送一次特务或汉奸回来，供杨汉风宰杀，以便获得“下线”的机会，这样前后坚持了半个月，到了4月17日，包括彭亨才需要的物资，都在基地保存了一个相当的基数，而基地枪械厂生产的三八大盖，已经达到了300支规模，这时，杨汉风决定再出去做一票。
是的，做一票，这是杨汉风对自己偷猎日本人的自我解嘲的说法。而杨汉风事实上也是这样做的，他的行为就是打家劫舍，杀人放火，除此之外，其他解释都是非常苍白的。
为民族？如果公开说来，除了少数人士能看到日本忘我之心外，大多数人其实是处于麻醉状态，更有一些人在准备欢迎皇军。
后世关于抗战的统计数据，有一个事实好像是历史的故意忽略，譬如东北民众，譬如上海民众，譬如华北民众，在日本侵略来临时，他们做了什么？在杨汉风看来，他们绝大部分人都做了顺民，也即，所谓的中国人的民族性，此时已经被削弱到了极限。不要说汉唐，已经远不如宋明了。
民族性，并不是喊几句口号就有的，要唤醒民众的国民性，民族性，必须要有实力，必须要对东洋鬼子以及西洋鬼子进行彻底的清算，只有中国人自己觉得，终于可以在洋人面前扬眉吐气了，那时的民族性才会回来。
这次杨汉风没带任何人，就他一个人出去。杨汉风决定做一票大的，不方便带人，这一票，他选择的地点在天津。
天津，自1860年后，就成了各国“通商口岸”，开始了事实上的租界历史，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后，天津的外国势力达到顶点，共有9个国家在天津设立了租界，大的如英国租界6800余亩，小的如美国也有130余亩，海河两岸繁华之地，尽归列强，成为国中之国。
此时，天津当然地成为了日军侵华的前进基地，日军华北驻屯军司令部、日军华北特务机关（特高课）、日军中国驻屯军宪兵司令部等，均驻于天津。此外，日军在天津还有华北最大的机场，海会寺日本兵营，日本正金银行，日本三井洋行，日本侨民数万……
去天津，杨汉风顺路到施文治所建秘密据点逗留了一番，这个秘密据点，在彭亨才接手后勤部后，已经改成了一个销售各类新奇商品的商行。
对于情报工作，杨汉风百分百外行，不过，后世过来的人，其战略眼光总是有的，所以在施文治提到如何实施情报工作时，杨汉风就顺口说了几句；要打入敌人内部，要有长期潜伏的准备；中华民族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周边国家都是我们的敌人！
见到杜玉玺时，这家伙听到杨汉风要去天津，拼死拼活都想去闹一闹，但杨汉风却不为所动。原因自然是在天津如果出了意外，难以撤出，哪怕有摩托车，也不敢保证能平安归来，以其这样，还不如等实力强大之后，再主动出战！
杜玉玺等特战分队，在杨汉风看来，就是一颗种子或几株幼苗，此时上战场与强大的日军相碰，完全是爆殄天物。当然，也不是说他们不能出战，主要是他们的战力与杨汉风并不相等，真与的杨汉风一起，实际上会拉杨汉风的后腿。
上次几人在香河之所以能配合默契，是因为香河是个小地方，日军力量弱小，围点打援的条件成立，但在天津，似乎并不具备这一条件。
另外，杜玉玺等人虽然战术实力不错，但无论怎样不错，他们都属于普通军人范畴，除了杜玉玺的感知超过常人外，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