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议政，有什么感想？”书房中只剩下了张皇帝和姜田，所以说起话来就随便了一些：“以后你要逐渐习惯这个地方。”
“这就是政治啊……”姜田摇摇头：“如果可以的话你还是让我爆科技去吧！”
“你想的到美。”皇帝朝周围挥了挥手：“不用你们伺候了，别忘了告诉皇后，朕今天和师弟吃顿便饭，中午就不去她那里了。”
等到周围的太监宫女都走干净之后，姜田这才抄起筷子吃起这顿工作午餐。看菜色只是简简单单的两荤两素加上一碗汤，还真是够标准的四菜一汤，只是御膳房的厨子手艺高超，简单的菜肴中才能看见功力之深。
皇帝看着这个没大没小的老乡直想笑，已经有多少年没有人敢在他面前这样随意了？就连太子都是规规矩矩不敢逾越半步：“别光顾着吃，说说你究竟是怎么想的，你不会听不出来我想搞土改吧？”
姜田砸吧砸吧嘴：“你来的时间太早了，在咱们那里的确是取消农业税了，不仅如此种粮的还有各种名目繁多的补贴！”
“不会吧？”这回轮到皇上吃惊了：“就是最红最专的年代都没说过要取消公粮啊！”
“还不是因为人口太多，平均到每个人的土地太少种粮赚钱就少，没人愿意干，国家又要保证粮食安全与耕地的红线，才想出这种办法的。其实归根结底乃是工商业以及服务业所创造的价值远高于农业，国家即便取消农业税依然能大幅度的收取盈利，这一切也都是拜科技创新所赐……”
接下来姜田就旧时空中各种改革的情况与问题进行了延伸性的解答，这件事看似匪夷所思，其实道理很简单，随着科技的发展，各种工业生产力达到了这个时代无法想象的高度，技术所带来的附加值完全秒杀了机械性劳动创造的价值，在一个基本上无法爆发世界性战争的时代里，商业掠夺的效率完爆传统的军事抢夺，在趋利的人性之中，自然会向着有更好盈利能力的产业转移，这也是美国人逐渐放弃了制造业而混迹华尔街的根本原因，并且诱发了二十一世纪的金融危机。只是咱们国家由于传统观念中对粮食以及土地的重视，还有就是庞大的人口基数让国家决策层意识到保持生产业的必要性，否则一窝蜂的学人家去玩金融，只会死的更惨，不信的话看看那些欠下巨款跑路的温州老板们就能明白。
“我那个时代，很多人都在诟病国有企业，并且质问政府为什么要人为的制造这些效率低下的垄断流氓。”姜田端起茶碗一饮而尽：“其实是很多人都忽略了国有企业在产业中所起到的作用，它们并不是用来安排剩余干部和管理人员，也不是非要和民间企业争夺利益，而是在于防止某些关键产业过于资本化之后所产生的不可控因素。只要有这些行业龙头地位的国企存在，那么就能在出现极端情况的时候，保证一些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力量能迅速的投入到应该投入的方向。不过在和平时期这种体制必然会有着人浮于事、机构臃肿、贪污受贿、阻碍竞争……”
姜田说的是口干舌燥，总算是让这个过早穿越的前辈知道了为什么改革商税才是重中之重，现如今的中华朝，虽然没有旧时空满清执政时的那种推倒重来。但是人口毕竟也锐减到只有一亿多一点，现在各种天灾不断，你就是将土地重新再分配了，那些没有余粮没有家底的农民还是要走上逃荒的老路，帮助他们维持生产所需的投入比救灾还高，与其这样还不如让那些地主攥着土地成为包袱，正好将多余的人口投入到工业升级的事情上来，大力扶植工商业发展，使得中国的工业品不仅拥有质量上和不可替代性的优势，同时还能保证极高的产量，让那些还不懂什么叫贸易战的白人们将中国产品倾销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并且最终确立以中国体系为标准的全球新秩序！当然这个过程会相当的漫长，且有着各种各样不可预测的风险，保守的估计一百年后会有所小成。但是凭着人口以及土地面积的优势，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只要没有进行工业革命，就不可能成为咱们的对手。再说就算要发动工业革命，也是咱们占着先机，如果大量产业工人下岗了，还可以将他们引导到向世界殖民的路线上去，北边的西伯利亚，另一个半球的美洲，还有穿越者垂涎三尺的澳洲等等，也不用担心所谓的国际法，谁的拳头大法律就由谁制定。而且在医疗条件不够发达的时候，中国人不可能增长到十三亿这个数字。
“可是照你这么说，增加商税不是反倒会打消人们经商的积极性吗？”没见过什么叫全民经商的皇帝自然会有此一问。
“试想一下，如果一个小贩一个月能赚到五两银子，你就是收他百分之十的税，他还能净挣四两五，养活五口之家不成问题，和务农比起来，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怎么保证能让他将剩下的银子都带回家，而不是被贪官污吏地痞无赖给勒索呢？这就要看你怎么改造官僚机构了。说白了国家收税和混混们收保护费是一个道理，收了钱就要为人家服务，让正规劳作的人有个安心赚钱的环境。所以这项政策的敌人不仅是传统官僚的恶习，还有各种以行会为名形成垄断的民间组织，要做到只有官府一家说了算，任何人在资本市场上都要受到官府约束，才能实现这个目标，到时候大地主们看着商人眼红，谁还会死抱着那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