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岁那年，一不小心便闯入关于父亲的迷宫，在里面一转就是十二年。可笑的是，在此之前，我的头脑里竟没有一点关于父亲的概念。
提起父亲，就不能不提起母亲，就象在东北，提起猪肉就必提起粉条，提起小鸡就必提起蘑菇，虽然这对父母来说是大不敬之语，却是在常人头脑中的常理。然而，在我的故事中，父亲和母亲却注定生活在两个时空里，并且没有相遇的可能性。我的母亲，一位乡村的女医生，总穿着乡下人少有的白袜子和黑皮鞋，昂着头，带着一身药物的芳香，从土里土气的乡下人面前，白得像瓷的脸上很少露出笑容，即使有，也是那种登高俯视的傲笑。
到了关注自身的年龄，我坐在母亲怀里，仰头问我是从哪里来的，母亲说，你说呢。我说，二丫说她是从灰堆里捡来的，那我也可能是吧。母亲的脸上露出愠怒的表情，用力的说了个“不”，然后她的目光转向窗外，月亮挂在树梢上，微微的点头，除了星光外，还有一道白练似的银河。母亲点着我的鼻子，一字一顿的告诉我：你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于是在接下来的岁月里，我始终密切关注着天上的流星，并固执的认为，那可能是我冰清玉洁的妹妹，甚至有一种冲出去寻觅的冲动。多少年以后，当我已经能够用生理知识来解释这一幼稚的问题时，偶尔翻开《圣经》，想到自己竟然和在暗夜里追寻流星而寻找基督的东方三博士有相通之处，心中便有一种自欺的骄傲。
母亲给我的这个答案本身就有玄妙性，我一直以为，它注定我要与“灰堆里捡来的孩子”走上两条不同的人生道路：当他们疯也似的爬树上房和泥巴，追鸡逗狗过家家，弄的浑身像泥猴似的，并被一身灰土的娘追得满院飞跑的时候，我正背着“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身上那件白色的连衣裙没有一个污点；十二年后，当我坐上开往北京的火车，在轰鸣声中驶向我的大学时，他们正重复着人类生活的历史定律：娶妻生子，嫁人为母，日出耕作，日落炊烟。当初那几个爬树赛过男孩的女孩子也正抱着吃鼻涕的脏孩子，傻傻的站在家门口，时不时的还要挨喝醉赌输的丈夫的一顿恶骂。
总之，母亲和我，是同那个乡村格格不入的。然而，这里要讲的毕竟是我的父亲。
我和父亲第一次“见面”是在六岁，那一面“见”得很突然，以致于我至今难以接受，然而，那一面又毕竟定格在我六岁的记忆中，抹也抹不掉。那时天正下着雪，大片大片的雪花在空中飞舞着，天地间陡然多了点苍茫的味道。母亲正在给东村“吃雪团大赛”的冠军铁柱打针，我则在家中展开着另一场翻天覆地的战斗：站在高高的椅子上，艰难的打开柜子，翻出五颜六色的丝线和绸布，给布娃娃缝一件漂亮的裙子。我从小就具有一种杰出的侦探才能，通过几次精心的观察，我知道那个装有五颜六色丝线和绸布的小盒子就藏在柜子里，每年的十二月的某一天，母亲都会拿出来，绣一颗星星，到最后一次我看到那块天蓝色的绸布时，上面已经有了八颗星星，那八颗星以后曾经多次出现在我的梦境里，我也曾调动我有限的文学细胞，来为这八颗星星编造故事。我不得不承认，绣星星那一刻的母亲是最美的，她静静的坐在那里，台灯柔和的光射在她象牙雕般的脸上，变成一种美丽的橘红色，她的嘴角微微向上翘着，仿佛陷入了关于天堂的梦境。有时候，我一觉醒来，看她那神情，不敢相信她就是平日里颇为严厉的母亲，而是天帝的小女儿，偷偷跑出来作了我的母亲。
我要找到那个神秘的盒子，然而，冥冥之中有一种力量却偏偏让我的手指触及到一个我一辈子都不能忘记的东西。对于这个东西我不知道是爱是恨，它带给我如许多的忧愁，却给我单调的童年增添一项任务——寻觅。它使我走向另一个空间。一张照片，傻傻的木木的一张脸，一张男人的脸，我开动我所有的记忆去搜索，结果仍是一个空白。
突然，一双手摊在我面前，照片在瞬间消失了，漫天的碎屑飘舞着。“想你的狗爹，你和他去呀，去呀！”我抬头，雪后的天空中挂着如血的太阳，外面枝头上的枯鸦不知为何惊起，呀呀的叫成一片，母亲的脸白得吓人，甚至有些狰狞。我发抖了，发抖是自然的，如果你面前站着一个身体颀长优美，面色惨白如雪并被你称做母亲的女人，她的身体在残阳夕照中痛苦的扭曲着，从箱子里不时地抛出缎子被面，棉袄，而那些东西又化为一个个阴影向你扑来，仿佛要把你吞下去，再然后是一堆照片的碎片，纷纷扬扬的飘舞着，占据着一个向来温馨的空间，你没有理由不发抖。母亲依旧歇斯底里的抛掷着，直到把那个小盒子贴在胸前，弯下腰，蹲在地上，呜咽着，呜咽着……
那一夜是一个漫长的世纪。真的，每当有人说起“百年风云”时我便会条件反射般的想起那个疯狂的黄昏。我的确不记得那一夜是如何入睡的，当第二天的太阳斜挂在雪原边上时，我被摇醒，看见母亲红肿的双眼，我知道我闯下天大的祸，今天依旧是昨天的继续。然而，母亲平静地帮我穿衣，平静的吃早饭，平静的为我布置作业，平静的去上班。这时太阳已经舒缓地挂在了落光了叶子的杨树梢头。我对六岁的自己说出一句成熟的话——
昨天是梦。
然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