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报道】日本媒体在吵什么？——与吴学文教授对谈（5－2）
卓南生（联合早报20040823）
卓南生（以下简称卓）：日本媒体对中国一部分球迷偏激行为的另外一个解释，是由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差别，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的结果。许多内陆地区的民众找不到工作，特别是年轻人失业，他们要寻找发泄的对象，要寻找发泄的机会，于是日本成为“代罪羔羊”。对这样一个论调，您有何看法？
吴学文（以下简称吴）：这个论调是制造出来的！我们想想前几年他们说朝鲜很快就要崩溃。现在看来，过去认为朝鲜崩溃的论调的人也许到现在也会改变他们的看法。
因为这是自己制造出来的一个看法，而不是反映一个客观事实。不能由于中国经济发展遇到一些困难，你就制造一些谬论。现在日本经济的很多方面，要和中国经济交流。日本经济学家不是讲了吗，中国的经济不是对日本产生威胁，而是对日本有好处的。
是谁破坏投资环境？
卓：我在日本看到不少日本杂志就有这样一个命题，说中国是“日本经济的救世主”。不少到中国投资的企业出现黑字，与此相反，不来的就是赤字。可见，日本个别报章在此刻打出“经济牌”，说什么球迷、网民的行为会吓走外资，是言不由衷的。
这样的一种言论，实际上是故技重演。因为在过去，当韩国、东南亚某些地区发生所谓“反日暴乱”的时候，日本的一些媒体也在反复炒作，归因于当地国内贫富悬殊或发展不平衡的结果。经常动不动就提出日本要撤出外资。今天日本媒体以这一点作为要挟，我想不会有太多的作为。
如果日本企业或媒体肯认真反思，他们不难发现，真正破坏投资环境的，与其说是当地国的民众，倒不如说是本国的当政者。他们应该向导致不良氛围的当局施予压力。
吴：球迷闹事，其实在哪个国家都会发生。我想中国的球迷和其他国家的球迷一样。但是，为什么会闹得这么严重？还是因为日本在中日关系上，尤其是对敏感的政治问题采取了错误的态度和行为而引起的，这就是根源。
在这之前，日本与中国也举行了六七次对抗赛。那时的日本在这个问题上不像现在这么坏。我们也没有发出“嘘”叫声。中国新闻界在这次报道中比较冷静，姿态很好。中国新闻界并没有对中国球迷的行径给以爱国主义的喝彩，中国新闻界不同意这种做法。与此相反，在最近一段时间，日本新闻媒体炒作的很厉害。从中也可以看出中国新闻界和日本新闻界两种迥然不同的姿态。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讲了这样一句话，你日本新闻界不要这样炒作！而日本呢，从首相到官房长官（内阁秘书长）到外交部长，都出来了，一致要求中国政府保证日本球队的安全。
我想中日两国之间的关系不能这样处理。你首先就不相信中国，不相信中国政府，你才表示这样的态度。从世界足球运动史来看，球迷闹事是经常的。日本政府和媒体采取这样大的动作，我没有想到。按照国际惯例，从外交礼节角度来讲，按道理也不应当如此。
当然，中国球迷闹事，很明显，我们是不赞同的。听说有的球迷对日本采取什么激烈行动，我们不赞成。如果有的话，中国政府也会出面表个态。日本《朝日新闻》在一篇社论中提到，为什么日本那么容易成为各方抨击的对象？言下之意是，日本应当反省一下。
日本为何成为目标？
卓：对！《朝日新闻》在社论中确实有提到日本为何容易成为批判目标的问题。但令人惋惜的，是未进一步深入的探讨和具体分析，而只是一笔带过。
在过去，日本媒体也经常提出类似的问题。与1974年对印尼雅加达“反日事件”的报道相比较，日本媒体这回的火力，与其说自我反省，不如说是一致抨击中国的“大国意识”与“爱国教育”，这和过去是有很大不同的。
吴：日本新闻媒体对自己和对中国是两个标准，它的报道具有两面性、欺骗性。本来我对日本媒体在有一些事件上是觉得做得不错的。第一个就是中日复交的问题。1971年到1972年，差不多一年的时间里，日本的媒体在促进中日复交上，起到积极的作用。
第二个是80年代初的教科书的问题。关于教科书的历史观点，不少日本的报纸和我们的历史观点几乎是相似的。没想到这几年日本的媒体就变了。
狭隘“国益”主宰一切
卓：我和日本的接触不像吴老先生有60年之长，但也快40年了。我也有同样的感受，日本媒体在战后曾经有过一批优秀的新闻工作者，日本一些媒体也曾对战前进行反思。不少新闻工作者对得来不易的民主自由是非常珍惜的。他们对邻国也保持友好的态度。
因此，就如您所说的，日本的媒体在战后尽管有种种局限，但在某段时期某些问题的报道和评论上是应该给予肯定评价。比如，在越南战争问题上，有很多优秀的记者，当时在美国的施压下，仍然报道了许多西方记者无法客观报道的东西。
但是，在90年代，随着日本政治的“总保守化”，日本的媒体也起了变化。表现在对外报道上，往往以狭隘的日本国家利益，也就是所谓“国益”为标准。
比如，他们也一直在歌颂言论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