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贵州省的一个小镇里，生活着一群从遥远的东北迁来的人们。他们是来此建一个厂子的，已经在这里生活了好几年。一九七零年的早春和往年没什么两样，在这四周都是山的地方生活的人们都在细数着每一天过日子，就象母亲在日历上作着记号一样，因为她不这样做，她就吃不准自家的钱还能不能花到月底。母亲生了七个孩子，只存活了四个，现在都是最能吃的时候，个个能吃得让母亲苦不堪言，粮食永远都不够，就算把细粮全换成粗粮也不够吃。没办法，母亲只好采取定量制，每人每顿只有一碗饭，绝不再添。这样一来，有贵叫苦连天，桂英也直喊饿，唯有桂芹一声不出。
桂芹是这个家的第一个孩子，这年有二十二岁了，她的下面依次是有贵、桂英和桂芝。三女一男，这种组合并不叫父亲满意，他总嫌吃饭的人太多了。
桂芹是个挺漂亮的姑娘，圆圆的脸蛋上一双丹凤眼水灵灵的，细瘦的身材是今天的姑娘们愿意忍饥挨饿、花大价钱去换来的，可在那个年月，再好看的人也没人去欣赏，人们好象更关心下顿饭吃什么。不是有那么句话吗，再好看的脸蛋也不出大米。脸蛋哪儿能跟大米相比，这个道理连小桂芝都明白。而且，多么美的人也好看不起来，你看看她那身破衣裳，补丁摞补丁，破布鞋上大脚指头探头探脑地往外看。桂芹自己都记不清补过多少回了，她唯一那件没补过的衣裳是父亲单位发的劳动布服装，她细细地将它改小了，留做出门时穿的衣服，十五岁的妹妹桂英总是想尽办法要抢那件衣服穿。妹妹已经长得比姐姐还要高了，穿衣服却只能穿姐姐剩下的。母亲可不管谁的个子高，始终贯彻一个原则，衣服么自然是要老大传老二、老二传老三。经姐姐穿过的衣服已经是补丁摞补丁了，到了妹妹身上就和破麻袋片没什么两样。就为这，妹妹不知吵过多少回，背着母亲又不知使过多少招数去欺负姐姐，以发泄怨气。姐姐虽然年纪大，但手苯、嘴笨，既打不过妹妹，也骂不过妹妹，不过却因此练就出一套哭功，隔不上三五天，她就会发一次功，嚎得楼上楼下、左邻右舍直呼“谁家着火了？”每当这时，母亲就会象一艘破帆船[因为她身上披的也是麻袋片]一样，扔下手中的任何活计，冲进那猪窝一样的家，口中高叫着“小死二丫头，看我不揍扁了你！”可家中只有大女儿一个人趴在床上呼号，二女儿早不知窜到哪里去了。她总能在泄愤之后迅速撤离现场，根本不去管灾后是怎样的混乱情景。等到吃饭时回来，她会一脸的正经和满不在乎。面对母亲的指责，她能找出一百个理由为自己辩解，而大女儿需要再长出一百张嘴才能和她展开辩论，既使母亲从来都是站在大女儿这一边，可母女俩合起来也凑不上一百张嘴，所以到最后只能败下阵来。母亲是偏爱大女儿的，因为和二女儿相比，大女儿至今还需要母亲去指点、照顾，而二女儿从五岁起就满世界去撒野了。她是同龄孩子里的头儿，常常指挥本楼的孩子们和别的楼的孩子们打群架，争来斗去，从没输给过任何人。以母亲的那点智商，只能和八岁时的二女儿过过招，长过八岁的二女儿早就脱离了母亲的指挥棒了。
有一天，这个家的第二个孩子，也是唯一的男孩带回来一个消息。“妈，俺们要去青石沟下乡，学校说，得准备一套被褥。”
“啥，下乡？你才多大呀。”
“俺们这一批初中毕业生全都去。”
“你才十七呀，啥都不懂呢。我不让你去。”
“那人家学校都说了，不去不行。”
晚饭时，母亲在饭桌上发布了自己的意见。父亲抿了一口酒，把沾满大酱的大葱塞进嘴里有滋有味地嚼着。他的神情是满不在乎，因为一向糊涂的他从来不把任何事当做事。想当年，他还在农村时，和大哥大嫂住在一起，整天只知道干活、吃饭，后来有了媳妇，他还把挣来的钱交给大哥大嫂，自己的娃儿大冬天光着屁股，冻得肉皮发青，媳妇和他要钱，他倒冲媳妇发脾气，硬是一点心眼子都没有。后来有邻居看不过去，给了他娃娃一套棉衣，让那大嫂看到了，硬是骂了他两口子三天三夜，说他藏私房钱。他父母留下的遗产都被大哥大嫂霸去了，他后来领着媳妇披着麻袋片离开家，到吉林市里当了个泥瓦匠。他在自己老家里什么都没有得到，倒慷慨地献出了三个孩子的生命。那三个冻饿而死的孩子的孤魂如今飘荡在何处呢？
“去就去呗，他去了，家里还少了个吃饭的。”
“他才多大一点呀，哪能遭得起那种罪？”
“人家孩子能去，你的孩子咋就不能去？”这话倒说的不糊涂。“让他去，小孩子家家的，吃点苦算个啥。我年轻的时候啥罪没遭过？”
父亲斩钉截铁地做了决定。他在外面是个听人吆喝的磨道驴，在家里却是个说一不二的太上皇。
“我姐要是和杨大刚结婚了，咱家还会少个吃饭的。”二女儿突然插了一句嘴。这丫头总是觉得姐姐是她的障碍，必欲先除之而后快。去年曾有人给姐姐介绍了个男人，三十来岁，长得猴头八相，据说还有抽风病，姐姐没看上，从此便没了在家里吃饭的权利，父亲和妹妹常常拿话敲打她。
“你少提那个杨大刚。你想嫁，你嫁给他去。”姐姐将饭碗重重地顿在桌子上。
“你摔谁哪！”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