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初的盘锦是个荒凉的小乡镇，全镇最高的建筑物是如今叫兴隆大厦，原先叫第二百货的那么一栋二层小楼。街上来来往往的都是马车，当地人的相貌大都是小亮眼、尖鼻子、扁圆脸，最有趣的是那怪味口音，桂芝这么大一群小孩子最先学会了这种腔调，互相间争着喊着“你是谁家蛤蟆[孩子]？”“他收[叔]哇，词儿[吃]没词儿呀？没词儿家词儿去。”
由于没有房子，六千多号人都借住在附近的农村里，接触的都是当地人，难怪桂芝他们学了满嘴的当地话。
桂英和有贵来的时候已经是两个月之后，天气已经转凉了。在亚热带住惯了，冷不丁来到亚寒带真有些不适应。母亲早就忘了自己是东北人出身，竟成天地抱怨北方的寒冷气候。在贵州只需一件毛衣就可以过冬，到了这里一天冷过一天，全家大小都要棉衣呢。母亲给这个做完了又要给那个做，从早到晚不停闲，早知如此劳累，何必声了一个又一个的要债鬼呢？单位发的差旅费虽省了又省，还是所剩无几，又要做棉衣、又要买秋菜，不得不借了些钱，这意味着以后的日子更得省俭，母亲便更加埋怨起父亲这一路上的大手大脚。那一年的冬天过的实在很苦，住在农民那大而空旷、阴冷潮湿的房子里，冷得鼻子差点冻冰，做饭需要去捡柴禾，烧起来满屋子的浓烟。母亲的身体大概就是自那时起越来越差了。那一冬天没吃到一点荤腥，顿顿是窝头、咸菜和稀得能数得清饭立的稀粥，吃得桂芝干瘦干瘦的母亲就更不用说，她原来就瘦骨伶仃，这一向更成了人干。父亲真是个粗心大意的人，从来不懂得体贴妻子，他每个星期从镇里来农村看一次老婆孩子，从来不问问老婆缺少什么，需要什么，而母亲也不是个精明的人，过日子也是糊里糊涂，从他给桂芝做的棉袄上就看得出，那棉袄前部和后部呈对称形向外伸展，侧面一看象把扇子。真是无以类聚、人以群分，两个糊涂人在一个窝里过着糊涂日子，还养了一群小糊涂。当然也不能算全糊涂，誓如桂英就是鸡窝里非出来的凤凰，可是也正因为如此，桂英比这个家中的任何人都深深感到痛苦。来到盘锦后，桂英就参加了工作，进工厂当了一名电工，她很喜欢这份工作，又因为天性活泼开朗，很容易就融入了周围的环境，无论老师傅还是同龄人都和她关系不错。接触的人多了，经历的事儿多了，桂英明白了自己是生活在一个多么封闭、落后又破烂不堪的家庭里呀。这个家让她产生了强烈的自卑感，她自卑得把自己也全盘否定，觉得自己样样都不如人。她要强的天性促使她处处都向别人看齐，绝不让任何人挑出自己的一点毛病。她最讨厌别人问她的家庭，她觉得让人知道自己是出身于这个家里是很没面子的事，尽管从没有人因为她的家庭而瞧不起她，她的自卑感却从没有减轻过。记得有一个外国人说过，饱满的麦穗都是低着头的，空空的麦穗才高高地扬着头。也许这就是在说桂英吧，她内心越丰满，就越是觉得自己的渺小和无足轻重，就觉得任何有才华的人，都是很了不起的和值得自己尊敬的。
有贵也参加了工作，是个和桂英不同性质的电工，好象是专修电器、仪表之类，技术性更强一些。那时正赶上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有贵常写发言稿，开大会讲演等等，闹得还挺红。看来一个人不管是精还是傻，外形还是很重要的。有贵长的玉树临风、修长挺拔，看上去挺顺眼，人又不多言多语，给人稳重老实的感觉，很受老师傅的喜欢，所以参加工作没几年就入了党。这时候国青哥却一点都不起眼，他的小短腿、矮个子让他没枪到先机，尽管他的人缘比有贵好的多。
国青哥常有意地围着桂英转，从贵州来盘锦的这一路上，他怎么看怎么觉得桂英可爱。十八岁的少女当然是人见人爱，何况桂英既有相貌、人又机灵，说话做事有理有据，从来都不矫揉造作，比起憨厚的有贵来可强的多了。国青哥最喜欢和桂英唠嗑，他们可以在火车上整夜闲聊，天南地北地胡扯，看似不经意的谈话，却不知费了国青哥多少心血，可桂英却从来没有对国青哥产生过别的念头，只把他当作一个哥们儿。糊涂的有贵同样不理解国青哥的用心，所以这一路行来，友谊虽加深了，恋情方面却一点收获都没有。
有贵虽然在单位干的挺红火，也不乏有年轻姑娘向他暗送秋波，但他的结婚对象[并非恋爱对象]早就内定好了，老张家上至父亲、下至桂芝都认定了珍珍将成为他的老婆，不管他乐意不乐意。人大概都有叛逆心理吧，何况有贵刚二十出头，他有他的想法。这就好比明明知道有一个特好玩的地方，你一心想去游玩，却被去过的人告诉你，不必去了，我知道那地方是什么样的，如此这番地说过便省去了你要寻幽探妙的乐趣。没有恋爱的感觉就结婚，就象被提前亮出谜底而无需你去费尽脑仁地猜一样地扫兴。珍珍是所有人眼里的好姑娘，好的毫无暇庀，即使她长着短脖子、水桶腰、大饼子脸，还是让所有的人都喜欢她，所以有贵也必须喜欢她，不，必须爱她！着真是一件勉为其难的事。有贵很早就想澄清这件事，但父亲和母亲象两座大山牢牢压住了他，母亲不用说，老早就把珍珍当做亲生女儿了，爱惜珍珍远胜过爱惜桂英；父亲更是认死理并说一不二，有贵若是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