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的成长都是一次接一次蜕变的过程，苏然也不例外。
苏然这个名字是他26岁时才改的，之前他的名字叫苏狗娃。他是中国西北农村人，农村人喜欢给孩子起猫儿、狗儿、粪蛋儿之类的名字。苏然那个叫狗娃的名字，是他已故的奶奶取的。
上世纪80年代的西北农村，除了干部人家，生孩子全都在家里生。刚生下苏然的时候，苏然母亲赤腿子躺在炕上，额头上沁出的汗珠子沾湿了几撮头发。苏然奶奶忙乎完了，就“凿凿”地叫唤家里那只大黄狗。大黄狗在苏家生活了近十年，苏然奶奶的“凿凿”声它再也熟悉不过。听到主人的叫唤声，它就摇着尾巴，从院子里跑进来，一跃跳到炕上，对着生完孩子后的一滩污物，吧唧吧唧舔了起来。
苏然奶奶抱着苏然，看着眼前的大黄狗，自然而然就给他起了一个“狗娃”的名字。老太太笑吟吟地说：
“我孙子以后就叫狗娃，盼他能像咱家大黄狗一样，有吃有喝有穿，过上好日子！”
老太太的愿望是好的，但几年后苏然上了小学，被同学嗤笑自己的名字时，他心底逐渐积累起来一层厚厚的怨恨——这是老太太万万也想不到的。
苏然是苏家的长孙长子，上得老爷老太的宠爱，下得父母亲溺爱，虽然苏家不是什么大户人家，家境贫寒，但对苏然也算得上娇生惯养。所以，有一天苏然从学校回来，问奶奶为什么给他起一个畜生的名字时，苏然奶奶有些诧异。
“这名字怎么啦？”
“别人叫什么张立志、王富贵的，为啥偏偏我叫苏狗娃？”
“狗娃这名字哪里不合适了？”老太太不明白苏然到底想说什么。
“我爹娘都是人，为啥我是狗娃？”
老太太没办法回答苏然那么多的“为啥”，她笑吟吟地给苏然讲了当时的情形。
“那只大黄狗早就死了，被五叔他们炖着吃了，现在剩一张干狗皮挂在墙上，像它一样，有啥好的？”苏然心里真的有怨恨，否则依他的性格，不会这么纠缠不清。
老太太没办法回答苏然，只是在嘴里咕哝着：“起名字是大人的事儿，你个小兔崽子，顶撞大人，想造反呀！”
怨恨归怨恨，但对这个旧社会过来的小脚老人，苏然却很惧怕。他眼里含满泪水，一声不吭钻进了窑洞里。
上四年级的苏然，他眼里已经渐渐有了些许忧郁。在学校，上课他认真听讲，下课后要么写作业，要么捧着一本作文杂志，坐在僻静处翻看。有时候翻看累了，他就依着树躺下来，从树叶中间看见蓝色的天空，看见白色的云团。每当此时，他就更加着急——赶紧长大吧，长大我就离开这个小山村，永远也不会来！
有一次家人坐在一起聊天，说出了自己这一想法，爷爷奶奶、父母都因他而欣慰。虽然苏然没有说去做什么，准确点说，他确实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但想离开家乡的那股急切劲儿，家人还是感觉到了。
对苏然来说，更重要的一件事儿发生在他上五年级时候。
那天课外活动，夕阳斜照在黄土高原上，红红的，像血一样染遍了校园。在土操场上，同学们你追我逐，玩闹得不亦乐乎。苏然站在一个水泥做成的乒乓球台前，看见方小刚土头土脑、满脸汗水经过他身边时，一种悲哀深深地击中了他。
方小刚家在村里是最穷的，每天吃的饭是用麦麸皮熬成的粥。苏然曾和方小刚一起拉屎，看见方小刚拉的屎特别干，里面还可以看见麦麸皮。这一情景在苏然心目中存在了好久好久。他每想起方小刚拉的屎，就想到贫穷。贫穷比病魔还要可怕，它是箍在人们脖子上的一条绳子，日子过去一天，就勒紧一下。苏然知道，家乡人不是老死的，也不是病死的，而是被贫穷勒死的。
基于对贫穷的深刻认识，年幼的苏然看到方小刚和别的孩子一样疯玩、忘乎所以的样子时，他感到一种悲哀。贫穷已足够可怕，穷而不思通变，就不只是可怕那么简单了。这是苏然后来才概括出来的。上五年级的他，只感到莫名的心痛和悲伤，还不具备概括能力。
那天，苏然掉眼泪了。
方小刚第二次经过苏然身边时，苏然说：“你别玩了，把玩的功夫花在学习上，好吗？你和他们不一样。”
方小刚是三角眼，暗红色的脸因了夕阳的照耀几乎变成了红色。他斜着眼睛说：“狗娃，我和他们一样，不一样的是你，你是狗娃！”说完转身又去玩了。
苏然站在那里，心里十分孤单。他流下了两行灼热的泪水。
从此以后，苏然比以前变得更加内敛、沉默了。
沉默、内敛的性格在苏然那里悄然形成，但他身边的人并没有体察到。这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自从苏然上学以来，周围人似乎忽略了苏然的存在。他每天穿行在学校和家庭之间，除了读书外，老师、同学、家人看见他，他更多只是傻呵呵地笑着，大家也习惯了苏然沉默不语。
但在苏然逐渐苏醒的心灵中，这种被漠视让他感到更加孤单。没日没夜的孤单，在一个孩子年幼的心里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少年苏然在自己身边找不到可以倾诉的人，他却在书籍中找到了安慰。上世纪90年代的西北农村，交通闭塞，文化落后，出身农门的苏然能看到的书籍，除了如何种苹果树、如何防虫杀虫之类的农学书籍外，便是一些连环画。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