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对炎黄血脉的延续感到担忧。闲来读史，五胡乱华，北方汉族几乎丧尽，这不仅是一个种族能否继续存在的问题，更是一个古老的文明能否延续的问题，数千年以降，千年古文明已经消亡得差不多了，只有中国还在勉力支撑，而造成这一切的，是残暴的政客，是利欲熏心的政客，更是种族间的敌视。我一直在想，为什么国与国之间要战乱不休？最后我得出的结论是，种族！！
在中国这片大地上，生活着五种人，第一种人，他们出生在和平的年代，享受着安逸的生活，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安乐的生活必然导致了他们意志的薄弱，他们胆小怕事怕死，他们自私自利，在没有信仰的中国，由于历史的根源，还多了一种崇洋媚外的情结，他们无法中战争年代拿起枪杆，更无法为了民族大义去牺牲，他们是这个民族的寄生虫，只会一味的获取，而不会想着回报，甚至会成为民族血肉中的毒瘤，祸害生他养他的祖国。在百年前，正是这群人，在日寇入侵的时候，或倒转枪口对抗人民，或大si宣传投降论；直到今天，这类人仍然是中华民族中割之不去的毒瘤，在日本强占钓鱼岛的时候，他们不以为耻，反而大力宣传，抨击国内抗日运动，以自利自力之心，反而假借道德之制高点，背叛祖宗，背叛民族。所以，我称之为鼠辈。无论他们嘴里如何大义凛然，都掩盖不住他们丑恶的嘴脸，最后必将如过街老鼠一般，人人喊打。在他们眼里，我国历朝历代的大将军都是杀人如麻的刽子手，比如说薛仁贵征高句丽时，也曾纵兵杀掠，但稳定后则施仁政，最终使高句丽臣服。这个例子在他们眼中，薛仁贵是十恶不赦的，即使后来的仁政被广为好评，在他们眼里也是虚伪的掩盖。我笑他们无知。在那个民族非团结的年代，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用兵，本无可厚非。至于杀掠，乃以战养战之法，更不值抨击，不懂以战养战的大将绝对是个彻底的失败者。何况当时是高句丽作为臣属反抗宗主国，乱我中华边境，对此大敌不诛何为？相信当时如果强的是高句丽，只怕五胡乱华的惨剧又将上演。在五千年的炎黄文明史中，在各民族的彼此厮杀中，汉族人只怕有百倍于敌的伤亡。不论其他，仅蒙古入侵，就曾一个月内屠城千万。所以，在那个民族与民族之前彼此厮杀的年代，攻击不存在仁义问题，而是一个民族求生存之道，是必然的过程与结果。如果薛仁贵真的十恶不赦，那么，就不存在什么后来的仁政。为什么要先杀伐后仁政？因为当时虽然在战场得利，却在平民中有较大的反抗存在，所以，必须进行弹压，这是用兵的必然结果。如果真的是暴行，那么，恐怕得和当年的倭奴一样，屠灭高句丽了，而不是适可而止的杀伐然后以仁政布施。事实上，平定后的高句丽对大唐的归属感更甚，试想，如果薛仁贵真的过分了，又如何使一个饱受凌虐的民族真心归顺？鼠辈者，鼠目寸光，是非不分，在他们眼里，自己的国家无论是多么伟大的人，做过多么伟大的事，都是错的，反而是那些罪恶滔天的入侵者才是正义的。因为他们骨子里就埋下了这么根反骨，永远是背弃自己的祖宗的。时至今日，还有人根据如今中国的发展，发出日寇入侵促进中华现代文明发展的论调。何其可笑又何其可耻，何其无知又何其无智。一个被侵略的国家，一个因此而几成废墟的国家，一个饱受摧残的民族，居然还要感谢那些始作俑者不成？可是，他们就是不愿意承认，中华民族今日之强大，是政府之力，是民族之愿，是全国上下当初数亿同胞共同努力的结果。日冠入侵，又何曾给我们带来哪怕一丝生产力的提升？当今中国之变革，无论农具兵器科技，都是爱国志士前赴后继，从国外游学带回来，政府出资买办回来的，又关侵略者何干？
第二种人，他们如游兵散勇，分布于大江南北，他们热爱着这个祖国和人民，更对炎黄民族有着强烈的归属感和排他感，这也导致了，他们的一切行为都以民族为中心，他们会抨击一切损害民族的行为以及人，不论是汉奸走狗，还是强敌外虏，他们都会站出来，发出自己的声音。可惜的是，他们不是政治的群体，这也导致了他们的声音，成了空谷绝响。他们也必然是鼠辈的死对头！我称之为愤青，愤怒的青年团体，这是值得我们骄傲的，虽然远离政治核心的他们，在行为上有时显得幼稚和可笑，但他们仍然是这个民族的希望所系，假如一个民族已经没有这些有着强烈归属感的愤青们，那么，这个民族也终将走向衰亡。
第三种人，我称之为蛀虫。他们往往在民族的上层建筑中，扮演着最正义的一辈，他们是人们羡慕忌妒恨的政客，他们已经没有民族，没有国界，他们是这个世界上最丑陋的一群人，他们的一切以利益为核心，他们的一切行为都以他们团体的利益为出发点。没有民族，意味着他们可以毫不犹豫地出卖自己的民族和国家，没有国界，意味着他们不会在乎一寸土地的得失和一城百姓的死活，没有民族和国界，意味着他们没有传统的概念，在这样一群人的领导下，文化的传承将会断绝，民族虽然得以延续，但那是一个没有过去、没有祖宗的新种族，是一个可悲的种族！可是，他们善于煽动鼠辈和愤青，让鼠辈和愤青在彼此的对立与争伐中两败俱伤，然后，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