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2月2日上午，最-高-人-民-法-院-改判聂树斌无罪，又一积年老案成功翻案。至于聂树斌案，更是出现了公诉史上极为罕见的诉辩双方角色互换的场景。
2016年12月2日上午，最-高-人-民-法-院改判聂树斌无罪，又一积年老案成功翻案。近二十年来，这类故事已经一而再，再而三地上演。多次刺激下，渐渐麻痹了人们的神经：佘祥林杀妻案，入狱十年后妻子却生龙活虎的归来。4.9毛纺厂女厕女尸案，报案者呼格却莫名其妙的成了杀人凶手。至于聂树斌案，更是出现了公诉史上极为罕见的诉辩双方角色互换的场景。
现代刑事司法制度的建立，除了惩治犯罪以外，最重要的功能是保护使无辜者不受无妄之灾。但在这些案件中，很可惜，现代刑事司法制度的这一功能似乎在实现上出了一些问题。
据最-高-检-察-长曹建明透露，2013年以来，我国无罪判决率仅为0.016，而在多数大陆法系国家中，这一数字一般在4左右，英美法系国家则多为25。就近十年来改判的案件来说，很多是出现“亡者归来”和“真凶再现”这样的罕见情形，才得以沉冤得雪。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呢？诸多现实问题，议论者们早有高见，反复讨论也不过拾人牙慧。细看聂案，会发现，一些似曾相识的问题，不仅出在聂案上，更是源远流长，在传统中华法系占主导地位的古代社会判案史上也屡见不鲜。
跑偏的口供中心主义
现代证据法学，讲究证据互相印证。在严谨的现代刑事诉讼中，口供是被严格限定的证据种类，而在中古时代却恰恰相反。中国古代的诉讼程序中，被告人口供是证明力最强大的证据，得不到被告人的自认，审判者一般不能轻易判决。在司法鉴定手段和证据法学都极为落后的古代，审判者判断证据的证明力完全依靠其个人好恶和业务水平。而收集各类证据组成证据链亦是非常困难的工作，因此让被告人干脆的认罪，成了迅速结案的捷径。
睡虎地出土的秦简显示，在以法家治国的秦代“凡讯狱，必先尽听其言而数之，”意思是审讯当事人乃是一个案件的必要前提。秦简中的《封诊式》一篇，就记载有二十多份庭审笔录。为了能让审讯结果更加精确，古人还发明了“五听”这一绝学，要求审判者问讯时能做到细致观察当事人的表情、声音、动作等。可见在古代若是想做一个负责任的法官，不但要熟读法律条文，还非得练就一手“读心术”不可。毕竟，那个时代，还没有犯罪心理学一说。
对口供的病态追求，本意是保护被告者的权益。法律对口供的强制要求，是对审判者绝对裁量权力的唯一一道防线。但是，机械的规定必然影响工作效率，因此，古代立法者亦对经审讯后得不到口供的情况做出了规定。唐宋以后的法典中都规定，在无法得到被告人供认的情况下，可以“据众证定罪”。“众”表示三人以上，也就是说需要凑足三个以上的证人，并且众口一词的指认被告人，才能将其定罪论刑。在大多数连一个证人都不可能存在的案件中，要执行这一规定，这无疑是极其困难的。
《清史稿》中就不无无奈地提道：“断罪必取输服供词，律虽有众证明白，即同狱成之文，然非共犯有逃亡，并罪在军、流以下，不轻用也。”意思是法律虽然有“众证明白”的规定，但一般没有被告人的口供，要想定罪是极为困难的。诚如斯言，在法律明文规定无言证不得定罪的情况下，如果被告不认罪又没有足够的证人，莫说使无辜者蒙冤，就是要将真凶绳之以法也是极为困难的。然而，没有任何难题难得倒勤劳勇敢智慧的中国人，古代的司法工作者自有他们的制胜法宝，那就是刑讯。
对口供的病态追求
阴魂不散的刑讯逼供
法庭审判不是有奖竞猜，面临牢底坐穿的风险，没有谁会主动认领指控的罪名。因此古代法律允许下的刑讯逼供，就成了当时司法工作者主要且唯一的侦缉方法。
从现存资料看，中国刑讯史最早起源于西周，随着社会的发展，逐渐出现了系统的关于刑讯的法律规定。《秦律·封诊式》记载的秦代刑事司法程序中，被告人拒绝供认，经过语言恐吓后仍不认罪的，即可动手上刑，但刑讯手段必须记录进庭审笔录。到唐代以后，对刑讯逼供有了更详尽的规定，不止更加严格的限制了刑讯的、次数方式、条件，而且规定了不适用刑讯的人群。至宋代则更为完善，甚至明确的规定了因刑讯导致嫌犯伤亡，司法人员需承担刑事责任。然而封建专制政府不以法制为要务，每每以震慑社会为目的而大兴狱讼，使法典的规定往往沦为一纸空文，对刑讯幅度的规定就更是形同虚设。如汉代司法人员刑讯时，动辄抽打数千次，常常把被告者打得不成人形，如此酷刑就是超人也难以承受，何况无辜良民？广泛存在的非法刑讯也成了中国古代司法史上的第一大顽疾。
合法刑讯的手段一般为用竹条抽打臀部，如《唐律》中就对刑具和抽打部位有严格规定。尽管如此，可历史上各种稀奇古怪的刑讯手段还是屡见不鲜。
《魏书·刑法志》记载了北魏年间的情况，当时的州县普遍对被告人使用大枷卡脖子的做法，另外又加以大石吊坠于被告颈上，或者干脆让狱卒上阵暴打，因此造成大批冤案。而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