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戒毒
“当我第一次见到总统的时候实在是有些丢人，那个时候我正是毒瘾发作痛不欲生的时候，当一个衙役敲开我的嘴巴胡乱塞进一颗戒毒丸不长时间后，我就稀里糊涂的睡着了。等我醒来后就听见一个衙役高声喊道：“十八号醒过来了！”不一会一个才十六七岁的少年出现在我的眼前，问了一下我的身体感受后，在一个本子上做了记录便走开了——这个少年便是以后的总统，而我则是一个人见人憎的鸦片鬼……”——《战争之狐——李韬传》，吴桐萱、李韬著，强学书社，1940年出版。
对于翻译科的任务，谭延闿早就和谭钟麟商议过了，考虑到谭钟麟的保守态度，谭延闿决定将翻译科的职责定位为大量翻译国外各种书籍，将国外的先进科学技术引进中国。在谭延闿看来张之洞的翻译科太过奢侈了，只为一个人服务，这未免会造成资源浪费。闽浙总督少不了要和洋人打交道，不过仅仅为了这个而编制一个翻译科就显得太多余了。
在谭钟麟的资助下，谭延闿买下了一家印刷作坊，并且每日都从洋行那里订购外文报纸，这些报纸主要是从香港那边搭乘定期的轮船送过来，除此之外，他还从洋行那里开列了一个书单，上面全部都是外国出版的科学书籍，当然中间也夹杂了很多名人传记类的书籍。这家印刷作坊被谭延闿起名为“强学书局”，历史上的公车上书之后，康有为等人成立了强学会，谭延闿是不会“抢注”这个名称的，因为“会”在中国与“朋”、“党”有着相似的政治意义，晚清并没有开党禁，后来强学会被打击之后便以“强学书局”为掩护了。
谭延闿不会犯这种错误，他现在还不想涉及政治，一旦这名称上戴着“会”，那就和政治有很深的关系了，这可不是他所期望的，就是谭钟麟也会第一时间将自己的这点想法给扑灭。强学书局最重要的任务便是翻译，当然在一些书籍的选择上，他也非常隐晦的在书单上选择了几本关于西方政治方面的书籍，再者像名人传记等也都是带有一定的政治色彩。谭延闿不清楚这么做会有多大的效果，他也不奢望能够取得多大的效果，他把重点都投入到科学技术书籍的翻译上来，至于政治方面的东西纯属是大面积撒网，至于能够捞多少鱼他并不在乎。
尽管卖国条约签了不少，可能就是连统治者自己都数不过来，可惜的是上至皇帝下至朝廷忠臣，就是以牺牲中国人口减少换来“同治中兴”的曾、左、彭、胡四名臣很可能都不知道法兰西和英吉利之间有什么区别，现在的李鸿章和张之洞比他们强一些，但是对于国外的情况也是知之甚少。
《强学文摘》就是专门面对国外的变化，根据外文报纸来翻译摘要集册刊行，所面对的就是这么一个缺口。不过服务的对象不仅仅限于李鸿章和张之洞这样的高官，地方乡绅、商人、比较开明的读书人都对《强学文摘》有需求。
就这样，新成立的翻译科成为闽浙总督府幕僚堂最为繁忙的部门，经过一系列的准备后，在三月十日第一期的《强学文摘》终于出版了，首印一千册，其中有两百册被闽浙两省的各个衙门承订，另外还给两江、湖广、两广、直隶四个总督衙门各送去了十册，然后在闽浙两省的主要城市出售。虽然谭延闿并不指望《强学文摘》能够为他带来滚滚财源，但是他也不打算亏本，这一册《强学文摘》的定价半两银子，每个月买两期，只要单期能够卖出五百册便可以保本经营。
事实上《强学文摘》的销量是非常不错的，送给四个总督衙门的意见还没有反馈回来，但是在江浙一带自己凭借市场消化的数百册已经销售一空，尤其是上海、杭州、宁波等地买的最好，甚至要求增印的消息也传回到闽浙总督衙门，有了这样的好成绩，谭延闿自然信心十足的又加印了五百册供各地发售。《强学文摘》没有什么稀奇的内容，全部都是将外国报纸原篇翻译过来，对于一些题材进行分门别类的整理后集合成册来出版，每一篇文章后面都标注了文章的出处。
这个时代的中国是十分闭塞的，尽管列强采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国门，但是这种被动的开放是不为中国人所接受的，不过反过来在一次次对外战争失败后，中国人自己也开始放下了天朝上国的架子，他们也希望能够知道外国是怎么一个样子，在外国人的眼中的中国又是怎么一个样子。谭延闿没有想到自己所创办的《强学文摘》正好满足了国人的这个需求，当然能够花这么高的价钱来购买《强学文摘》的还是那些具有开放精神的知识分子和一些类似于张之洞这样的洋务派官员，这有助于他们了解国际形势。
不出谭延闿意料，不到半个月，两江、湖广、直隶总督衙门都发文，希望能够每个月从强学书社订购三百册《强学文摘》，至于两广总督衙门那里估计是已经没有什么希望了。这个时候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和直隶总督李鸿章，这三个人都是洋务运动的中坚人物，按照谭钟麟给谭延闿所讲解三人之间的关系之后，谭延闿也明白这三个人的发家历程和相互之间的渊源关系。至于两广总督便是李鸿章的大哥李翰章，也许人家的地盘在广东这个本来就很发达的地区，对《强学文摘》的用处比较少，所以才不订购。
谭延闿不得不承认谭钟麟是个不折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