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索尔兹伯里所预料的那样，远东政治因为国家实力的缘故，不可能成为这个世界的中心，真正能够左右世界政治、军事和经济大势的还是欧洲。此时的欧洲已经越来越走向分化，英国、法国、德国、俄国，甚至是意大利和奥匈帝国，都因为海外殖民地的瓜分，欧洲传统强国之间的矛盾已经进入白热化阶段——代表海洋的英国和代表陆地的德国将整个欧洲大陆分成了两个集团，进而守护或是破坏旧的世界秩序。
谭延闿自然喜欢看到欧洲愈演愈烈的政治冲突，只有这样才可以将列强的目光留在欧洲，自己才能放下心来整顿国内的局面进而重整整个远东政治新秩序。不过这一过程对谭延闿而言是非常漫长的，主要还是因为国内工业发展水平实在是太低了——中国和日本之间的矛盾还停留在非常低的层次，就像两个穷人在打架，一个穷人比他的对手更富有一些，买了一把菜刀来助阵而已。
因为政府财政国库充足，沈静将其中部分财政资金用来还清中日甲午战争的对英国的贷款之外，开始兴建更多的铁路——铁路在这个时代就是财富的代名词，同时也是国家强盛的基础。如果中国能够建成，对于经济促进流通自然是不用说，就是对国防也有着重大的意义。通过铁路中国可以走精兵路线，有效的控制军队数量使国防经费得到很大的改善，同时对于这个并不安定的中国也有着莫大的意义。
不过沈静批复的在国内扩的计划重点侧重于北方，从政府财政款项中直接出资，向由谭延闿手中的中国北方铁路公司注资，从而获得股权的百分之四十。经过这次铁路股份交易，除去政府直接掌握了北方铁路公司百分之四十的股权之外，谭延闿手中掌握了百分之三十五，伍氏家族掌握了百分之七，其余百分之十八由大小股东所掌握。
当然收购向北方铁路公司这样国内相当“强悍”的实业，如果一次性让政府财政支出所有款项，就算是以现在手中掌握三亿五千万两白银国库的沈静也会要急得跳楼——中国北方铁路公司掌握了像京汉铁路及其附属支线、京济铁路、京张铁路三条已经运营的铁路，还有正在建设中的京济铁路向上海延伸段、关外铁路等等，想要掌握它的百分之四十的股权，中华共和国需要付出至少六千万两白银的代价。
当然即便是出资六千万两白银，中华共和国政府从商业的角度来考虑也是非常划算的——中国北方铁路公司所掌握的铁路都是中国最赚钱的铁路，已经完成建设并且开始运营，如果真的要按照“市场价格”来收购其百分之四十的股份，非上亿两白银不可。
谭延闿奉行的是“完全掌控”政策，中国北方铁路公司并没有在市场上公开销售股票，所有持股人是来自广东、上海和天津的商团，伍氏家族和他这么亲密的关系也仅有百分之七的股权就可见一斑。事实上为了促成这笔交易，伍氏家族拿出了百分之二的股权，小股东合计拿出了百分之二，其余百分之三十六的股权都是从谭延闿的股权中分割出去的。按照谭延闿“绝对不能让合作者”吃亏的的规则，他分别给予了其他股东六百万两的补偿，可以说从头到尾谭延闿才是这次交易的吃亏者，不过按照当初他从组建“京汉铁路公司”发展到“中国北方铁路公司”的投资额来说，还是小赚三四百万两。
谭延闿做出这样的商业决策也并不是赔本，从此中国北方铁路公司将会有政府资本的背景，可以以更加强势的态度去在中国铁路市场上和外国资本相较量。在谭延闿一手大权独揽的情况下，外国资本自然是不可能进入中国铁路市场，而以后更加长远考虑的话，无论谁来当这个家，在铁路方面中国北方铁路公司都是一头狰狞的恶兽，牢牢的把持着自己在中国的地位。
政府入股铁路公司对除去谭延闿和伍氏家族之外的小股东来说也是很有冲击力的——晚清的腐败政治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只是谭延闿拉着他们一起发财，除去手中股票不说，每年的利润分红也让他们非常满意。如果中国北方铁路公司能够上市的话，他们手中的股票价值再翻上五六倍甚至是十几倍这都不是什么难事，至于伍氏家族他们在谭延闿身上的投资属于政治投资，也并非要求一定要赚钱，铁路公司是优质产业，伍氏家族在这上面也绝对不会有什么亏空。
重新组建的铁路公司董事会从股权上而言，只要谭延闿不反水，政府很难操纵铁路公司。而政府入股铁路公司的资金也将会成为今后中国发展铁路的固定资金——政府虽然是廉价收购了百分之四十的股份，但按照合同规定，在未来的二十年内政府对这笔投资的回报，也就是铁路公司每年的利润分红是不能随意挪用的，必须投入到新铁路的建设当中，并且不算入股份持有比例。
即便是二十年后也是按照比例提取分红，直到四十年后才可以任意支配铁路公司的分红利润，这也就保证了铁路公司不是政府的提款机，铁路公司也可以有了政府分红的资金用于投入铁路建设。至于未来四十年后，谭延闿不能保证铁路公司还会像现在这样赚钱，同时铁路公司总归是要面临上市问题，股东，尤其是小股东在疯狂的股份价格升值的过程中，也必然会发生股权变化，这就不是他所能够把握的了，总归在漫长的时间中，所有现在持有铁路公司股份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