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适应了天天走路上下班，突然一下子要在交通高峰期出门去挤公交还真是不习惯了。我在去长途汽车站的公汽上，开车的是个女司机，身材并不宽大，长相算是比较秀气，脾气却相当的暴躁，对乘客大吼大叫。我一直对武汉的中年妇女印象不太好，第一次来武汉，从长途汽车上下来，就见到几个腰圆背阔的中年妇女在汽车站疏导乘客，她们拍着那些提着大大小小行李的乘客的背，把人家拉拉扯扯，像一只只大熊，也真难怪外地人一来武汉就感觉自己被欺负了。
一路站到目的地，下车时，灯光已经取代了日光，不远处的建筑工地上的高亮度工矿灯散发着刺眼的光亮。我在长途汽车站接到了拖着行李箱的意佳，她从老家的县城坐长途汽车过来，疲惫得说不出话来。
郑意佳从小就是其它孩子眼中的宿敌——别人家孩子。当然，意佳和我的关系比其他人要亲近些，因为她可不是随便的别人家的孩子，她是姑姑家的孩子。意佳与我同年出生，大几个月。小的时候，我总是不服气，自己明明比她大，却要叫她姐姐。我说，你9月，我12月，12比9大，所以我比你大。意佳算了几次，算来算去12还是比9大，也只得同意我的说法。
在很多方面，意佳明显的比我强，然后因为晕轮效应，在亲戚们眼里，无论在任何方面，意佳一定是更胜一筹。我小学时考双百，她们会说，成绩真好，意佳的应该还要好些。他们看到我的钢笔字，称赞写的真好，然后也不忘了说句，意佳的肯定会更好。听说我上了大学，就会有人说，意佳肯定考了更好的学校，其实那时候意佳还在上高三。
我上学比一般孩子早两年，意佳虽然比我迟两年上学，上的却是五年制小学，缩短了一年的差距，现在正要上大四，准备考研。意佳放假之前报了一个据说是名师主讲的辅导班，暑期要在武昌上几个星期的课。意佳所在的学校在郊区，虽然寒暑假都是可以住的，但来回不方便，反而是我住的地方离上课的地方近，所以来这里住一段时间。
辗转回到江汉二路，已经比较晚了，这个时候路上零星的小摊已经不见了，天天出现的那个炒板栗的男人早就收摊了。少了一个明显的标志，我一时难以确认应该从哪个门里进去。意佳用疲惫而略有一丝诧异，惊慌的眼神看着我，“你不会不认识家门了吧？你在这都住了一个多月了吧？”
还没等我回答，意佳靠坐在立起来的行李箱上叹了口气，“之前就知道你的方向感不行，没想到现在也还是没有长进。现在，你看吧，到了地方居然还不认识家门，难道我们就在这里坐到天亮？”意佳说话的语气微有怨气，疲惫倒是没有了。
从小我就犯迷糊，小学四年级了，还找不到自己的教室，下课休息之后回教室，经常走到其他班的教室里去，走进一半才发现错了，那些同学刚开始都用很诧异的眼神看着我，后来次数多了，他们也都习惯了，我也很从容淡定地从课桌间的走道穿过，从后门出去。去了无数次的县城，巴掌大的一块地方也总是弄不清楚方向，每次站在那三角天桥下，我都会忘记自己刚才是从哪边来的。我曾经为此感到很愧疚，直到初中的时候读到张爱玲的《天才梦》，看到张爱玲小时候也有这样的症状，立刻一厢情愿地引为知己，然后还暗自得意，看来我是非同一般之人。
面对意佳的责问，我感到十分的愧疚而难堪，走到一个门前，正犹豫间，听到后面有一个粗大洪亮的声音，非国骂，但也常常于街头巷尾打架闹事的时候听见的几个字。听到这个声音，我就知道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了。这个声音来自炒板栗的男人的老婆，虽然从未见过她的面，但从她的声音判断，体型应该是比较庞大。她经常吼老公，骂儿子，但是家里的两个男人从来都是逆来顺受，不敢回嘴半句。
旁边的玻璃里透出昏黄的光，借着这光亮我们穿过前堂，两人艰难地将大大的行李箱从逼仄的木楼梯搬上来。
意佳对我住的地方似乎也感到比较满意，很羡慕有个阁楼，称赞这里凉快，而且居然蚊子也没有。
桌上放着一些面包水果，零食之类的，是之前就准备好了的。
坐了长时间的车，两人都有些饿了，也不顾得什么形象了，风卷残云，将桌上的东西吃了大半。
意佳的电话响了，屏幕上显示的是一串数字。
意佳放下食物，用纸巾擦了手，拿起电话按下接听，电话那边传来熟悉的声音：“姐，我是宜健”。
却没有料到意佳反应极其猛烈：“哟，你终于想起来还有我这个姐姐了，几个月都不打电话了，打你电话总是关机。又换号码了现在又怎么样了？”
噼里啪啦拷问一番，最后说，“你要还想在那里呆着，就不要经常换工作，如果觉得累的话，还是回来上学好了，我可以给你联系好的复读班”。
意佳的弟弟，也就是我的表弟郑宜健，比我们小两岁。因为年龄相近，意佳，宜健姐弟俩是所有兄弟姐妹中和我最为亲近的。宜健去年高考发挥失常，分数只够上大专，意佳坚持让他复读一年，一定要考一个本科。谁知道他一气之下竟然偷偷和另外一个同学一起离家出走到深圳。
在大家的印象中，宜健就是一个乖乖小弟。小时候我和意佳每次见面都难免有些小过节，比如为了抢一个秋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