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文固然有趣，却是无法解决问题的。最先认识到这一点的人，应该是顾宪成。在万历二十一年（1593）的那次京察中，吏部尚书孙鑨——撤职了，考功司郎中赵南星——回家了，首辅王锡爵——辞职了，而这事幕后的始作俑者，从五品的小官，考功司员外郎顾宪成——升官了（吏部文选司郎中）。
升官了还不说，连他的上级，继任吏部尚书陈有年，也都是他老人家安排的，甚至后来回无锡当老百姓，他依然对朝廷动向了如指掌。李三才偷看信件，王锡爵打道回府，朝廷的历任首辅，在他眼中不是木偶，就是婴儿。
这是一团迷雾，迷雾中的一切，似乎和他有关系，又似乎没有关系。拨开这团迷雾之后，我看到了一样东西——实力。
顾宪成的实力，来自于他的官职。在吏部中，最大的是尚书（部长），其次是侍郎（副部长），再往下就是四个司的郎中（司长），分别是文选司、验封司、稽勋司、考功司。但是，这四个司的地位是不同的，而其中最厉害的，是文选司和考功司，文选司负责人事任免，考功司负责官员考核。这两个司的官员向来无人敢惹，升官还是免职，发达还是破产，那就是一句话的事。
相对而言，验封司、稽勋司就一般了，一般到不用再介绍。有鉴于此，明代的吏部尚书和侍郎，大都由文选司和考功司的郎中接任。而顾宪成先生的升迁顺序是：吏部考功司主事——考功司员外郎（副职）——文选司郎中。
这就意味着，那几年中，大明的所有官员（除少数高官），无论是升迁，还是考核，都要从顾宪成手底下过，即使不过，也要打个招呼，就是不打招呼，也得混个脸熟。
此外，我们有理由相信，顾宪成大人也是比较会来事的，因为一个不开窍的书呆子，是混不了多久的。
在这个世界上，实力和道德，经常是两码事。
东林之中，类似者还有很多，比如李三才。李三才先生的职务，之前已经说过，是都察院佥都御史，巡抚凤阳，兼漕运总督。
都察院佥都御史多了去了，凤阳是个穷地方，不巡也罢，真正关键的职务，是最后那个。
自古以来，漕运就是经济运转的主要途径，基本算是坐地收钱，肥得没边。普天之下，唯一可以与之相比的，只有盐政。
坐在这个位置上，要想不捞外快，一靠监督，二靠自觉。很可惜，李三才不自觉。从种种史料分析，他很有钱，有钱得没个谱，请客吃饭，都是大手笔。至于监督，那就更不用说了。这位李先生本人就是都察院的御史，自己去检举自己，估计他还没这个觉悟。作为东林党的重量级人物，李三才在这方面的名声，那真是相当的大。大到几十年后，著名学者夏允彝到凤阳寻访，还能听到相关事迹，最后还叹息一声，给了个结论——负才而守不洁。
列举以上两人，只是为了说明一点：东林，是书院，但不仅仅是书院；是道德，但不仅仅是道德。它是一个有实力、有能力、有影响力、有斗争意识的政治组织。事实上，它的能量远远超出你的想象。明白了这一点，你就会发现，那段看似平淡无奇的历史，每一分、每一秒，都是你死我活的争斗。争斗的方式，是京察。
万历二十一年（1593），顾宪成失望地回家了，他虽费尽气力，却终究未能解决对手，京察失败。
但这一切，仅仅是个开始。十二年后，即万历三十三年（1605），京察开始，主持者杨时乔，他的公开身份，是吏部左侍郎，他的另一个公开身份，是东林党。当时的首辅，是浙党首领沈一贯，对于这位东林党下属，自然很不待见，于是，他决定换人。沈一贯是朝廷首辅，杨时乔只是吏部二把手，然而意外发生了，虽然沈大人上蹿下跳，连皇帝的工作都做了，却依然毫无用处。杨侍郎该怎么来，还怎么来，几板斧抡下来，浙党、齐党、楚党、宣党……反正非东林党的，统统下课，沈一贯拼了老命，才算保住几个亲信。
那么现在，请你再看一遍之前列举过的几条史料，玄机就在其中：
万历三十三年，京察，沈一贯亲信以及三党干将被逐。万历三十五年（1607），沈一贯退休回家。同年，王锡爵的密信被李三才揭发，复出无望。一年后，东林派叶向高成为首辅，开始执掌朝廷大权。是的，这一切的一切，不是偶然。而最终要获得的，正是权力。权力已经在握，但还需要更进一步。
万历三十九年（1611），辛亥京察，主持人吏部尚书孙丕杨，东林党。此时的首辅已经是叶向高了，东林党人遍布朝廷，对于那些非我族群而言，清理回家之类的待遇估计是免不了了。然而一个人的掺和，彻底改变了这一切。这个人就是李三才。此时的李三才已经升到了户部尚书，作为东林党的干将，他将进入内阁，更进一步。
算盘大致如此，可打起来就不是那么回事了。听说李三才要入阁，朝廷顿时一片鸡飞狗跳，闹翻了天，主要原因在于李先生的底子不算干净，许多人对他有意见。而更重要的是，这人实在太猛、太有能力，东林党已经如此强大，如果再让他入阁，三党的人估计就只能集体歇业了。于是，一场空前猛烈的反击开始。
明代的京察，按照地域，分为南察和北察。北察由尚书孙丕杨负责，而南察的主管者，是吏部侍郎史继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