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我说，“让我们给他一点颜色瞧瞧，教训他一下，好吧？”我俯视着他，他眼里那种模糊空洞的神色已经不见了。他的眼光在我们的风筝和那只绿色风筝之间来回转动，脸色有一点点发红，眼睛骤然机警起来。苏醒了。复活了。我在寻思，我什么时候忘了？不管怎么说，他仍只是一个孩子。
绿色风筝采取行动了。“我们等等，”我说，“我们会让它再靠近一些。”它下探了两次，慢慢朝我们挪过来。“来啊，过来啊。”我说。
绿风筝已经更近了，在我们稍高的地方拉升，对我为它布下的陷阱毫不知情。“看，索拉博，我会让你看看你爸爸最喜欢的招数，那招古老的猛升急降。”
索拉博挨着我，用鼻子急促地呼吸着。卷轴在他手中滚动，他伤痕累累的手腕上的筋腱很像雷巴布琴的琴弦。我眨眨眼，瞬间，拿着卷轴的是一个兔唇男孩指甲破裂、长满老茧的手。我听见某个地方传来牛的哞哞叫，而我抬头，公园闪闪发光，铺满的雪多么新鲜，白得多么耀眼，令我目眩神迷。雪花无声地洒落在白色的枝头上，现在我闻到了芜青拌饭的香味，还有桑椹干、酸橙子、锯屑和胡桃的气味。一阵雪花飞舞的寂静盖住了所有声音。然后，远远地，有个声音穿透这片死寂，呼喊我们回家，是那个拖着右腿的男人的声音。
绿风筝现在就在我们正上方翱翔。“我们现在随时可以把它干掉了。”我说，眼睛在索拉博和我们的风筝间飞快地转着。
绿风筝摇摇晃晃，定住位，接着向下冲。“他玩完了！”我说。
这么多年之后，我无懈可击地再次使出那招古老的猛升急降。我松开手，猛拉着线，往下避开那只绿风筝。我侧过手臂，一阵急遽的抖动之后，我们的风筝逆时针划出一个半圆。我突然占据了上面的位置。绿色风筝现在惊惶失措，慌乱地向上攀升。但它已经太迟了，我已经使出哈桑的绝技。我猛拉着线，我们的风筝直坠而下。我几乎能听见我们的线割断他的线，几乎能听见那一声断裂。
然后，就那样，绿风筝失去控制，摇摇晃晃地摔下来。
我们身后的人们欢呼叫好，爆发出阵阵口哨声和掌声。我喘着气。上一次感到这么激动，是在1975年那个冬日，就在我刚刚割断最后一只风筝之后，当时我看见爸爸在我们的屋顶上，鼓着掌，容光焕发。
我俯视索拉博，他嘴角的一边微微翘起。
微笑。
斜斜的。
几乎看不见。
但就在那儿。
在我们后面，孩子们在飞奔，追风筝的人不断尖叫，乱成一团，追逐那只在树顶高高之上飘摇的断线风筝。我眨眼，微笑不见了。但它在那儿出现过，我看见了。
“你想要我追那只风筝给你吗？”
他的喉结吞咽着上下蠕动。风掠起他的头发。我想我看到他点头。
“为你，千千万万遍。”我听见自己说。
然后我转过身，我追。
它只是一个微笑，没有别的了。它没有让所有事情恢复正常。它没有让任何事情恢复正常。只是一个微笑，一件小小的事情，像是树林中的一片叶子，在惊鸟的飞起中晃动着。
但我会迎接它，张开双臂。因为每逢春天到来，它总是每次融化一片雪花；而也许我刚刚看到的，正是第一片雪花的融化。
我追。一个成年人在一群尖叫的孩子中奔跑。但我不在乎。我追，风拂过我的脸庞，我唇上挂着一个像潘杰希尔峡谷那样大大的微笑。
我追。返乡手记
阿米尔将会第一个告诉读者他既不是最高尚的人，也不是最勇敢的人。但三年前，他做了一件既高尚又勇敢的事情。
他回到当时仍由塔利班管制的阿富汗，去偿还一笔未了的债务。离乡背井二十年之后，他旧地重游，只为补救童年犯下的过错。他回去拯救一个素昧平生的孩子，也为了让自己脱离负疚的苦海。这段旅途几乎要了他的命。实际上，派他去的人正是我。这是简单的事情。毕竟，阿米尔是我创造的，他是我的小说《追风筝的人》的主角。
然后，2003年3月，在这本小说校对完毕、已然付梓之际，我发现自己跟随笔下主角的脚步，坐在阿里亚纳航空公司一架飞往喀布尔的波音727飞机的窗边。跟阿米尔一样，我去国已久，实际上离开了将近二十七年；当初离开阿富汗，我十一岁，是个身材瘦弱的七年级学生。如今重归故土的我已三十八岁，是定居加利福尼亚州北部的医生，是一名作家，是一名丈夫，是两个孩子的父亲。我凝望着窗外，等待飞机刺穿云层，等待喀布尔在我下方出现。喀布尔出现了，我想起了《追风筝的人》中的几句文字，突然对阿米尔的想法感同身受：我突然感到和这片故土血脉相连。这让我大吃一惊。因为我曾以为我早已将这片土地遗忘。但我没忘。也许阿富汗也没有忘记我。文学创作有一条成规，就是你得写你亲身经历过的事情。我却将要亲身经历我业已写下的事情。
由于这种异乎寻常的情况，我在喀布尔停留的两个星期绝对是一段超现实的日子，因为每天看到的地方、见到的事情，我已经在脑海中通过阿米尔的眼睛看见了。例如，第一次在人群拥挤的喀布尔街头走动时，和阿米尔一样，我心中充满了回家探望一位旧友的感慨。但跟阿米尔一样，我也觉得自己在祖国像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