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受到读者热烈欢迎，它是聂鲁达的成名作，奠定了他在智利诗坛上的地位。但成功的喜悦并没有让诗人忘乎所以，他清醒地意识到这只是第一步，要走的路还很长。他不能重复已出版的诗集，必须和它们“决裂”。他渴望寻找新的大陆，进行新的创造。似乎整个世界都在向他召唤：出发！
就在此时，聂鲁达身边出现了一位酷爱旅行的朋友：阿尔瓦罗·伊诺霍萨。他刚从美国回来，唯一的梦想是再次登程上路。阿尔瓦罗的家在与圣地亚哥近在咫尺的瓦尔帕莱索，那是一个向茫茫无际的大海，向市廛的喧闹，向梦幻者的眼睛敞开大门的地方。1925年到1927年，聂鲁达经常去瓦尔帕莱索，和阿尔瓦罗一起，逛市场，游码头。而诗人最喜欢的，是爬上草木杂生的山峦眺望大海。那“浪花、暴风雨、盐、喧嚣和闪烁不定的大海”，那种“会化为梦境的齑粉和飞沫的孤独的运动”，永远地融注在他的灵魂之中。
在把聂鲁达引进家门之前，阿尔瓦罗提醒家人，不要缠着客人说话，因为诗人不喜欢闲聊。没想到诗人进门后不久，就和阿尔瓦罗的母亲聊上了，而且一聊就是两个小时。阿尔瓦罗的姐姐惊奇地问母亲他们谈什么谈了这么久？母亲回答：“谈怎么做生意。这是个迷人的小伙子。”这是真的。当时的聂鲁达和阿尔瓦罗满脑瓜都是“生意经”，他们草拟了各种各样的经营计划，简直成了智利的洛克菲勒洛克菲勒（1839—1937），美国最大、最老的垄断财团洛克菲勒财团的创建者。。无论如何，得摆脱贫困。一旦不必再为每天的面包发愁，就可以安下心来全力以赴地写诗。真是万变不离其宗，诗人不管有多少奇思异想，都离不开一个根本：写诗。
离开智利到另一块土地上去耕耘、开拓的念头强烈地吸引着二十来岁、对未来充满幻想的年轻诗人。在给阿尔维蒂娜的信中他写道：“我到瓦尔帕莱索准备乘船去欧洲……什么时候能走得成还不知道。‘阿德里亚娜’号轮船本来答应带我去德国，结果没成功。”在另一封信中他又写道，“今天得到派我去法国进修法语的通知，这两天就能知道有没有旅费。如果能拿到现钱，我就乘火车飞回去吻你。”……诗人急切地寻找各种可能走向世界，似乎也有过一次又一次机会，但他始终未能如愿。
直到1927年，“幸运”才来眷顾聂鲁达。这一年，他被任命为驻缅甸仰光领事。6月，诗人和他的朋友阿尔瓦罗·伊诺霍萨一起，由瓦尔帕莱索乘火车横越安第斯山到达布宜诺斯艾利斯。在那儿，他们用聂鲁达的一张头等船票换得两张三等船票，乘“巴登号”轮船去神奇的东方。这是一次名副其实的远航，从地处南极附近的小小共和国一直到了地球的另一边。他们穿大西洋，过地中海，经过里约热内卢、里斯本、马德里、巴黎、马赛、科伦坡、新加坡、曼谷、上海、东京，最后终于到达目的地仰光。这是诗人第一次走出智利，走向世界。他大睁着两眼，兴致勃勃地观望着广阔而陌生的世界。圣地亚哥《民族报》陆续发表了多篇他在旅途中寄回的“记事”。这些相当于诗人旅途日记的文章，文笔诙谐，文思敏捷。他的目光，不但深入了自然，而且掘进到了人的隐秘内心。
担任驻仰光领事，是聂鲁达多方设法奔走了两年才谋到的差事。那一天，诗人在外交部的保护人一连串报出了几个分散于世界各地、有领事职位空缺的城市，问他想去哪儿。被好运突降弄得不知所措的诗人，只来得及捕捉到一个他从未听说过的名字：仰光。当他拿到派驻仰光领事的委任书时，甚至还弄不清这个城市究竟在哪儿。他和朋友在外交部大厅那架有道很深凹痕的旧地球仪上找了很久，没想到仰光正在那个凹陷处，那儿是亚洲。当他兴高采烈地走到街上，又忘了那个对他来说是如此陌生而又如此重要的名字。他只能告诉前来祝贺的朋友们，他将要去的是神奇的东方，他被派驻当领事的地方，就在地球仪上的一个凹洞里。
曾经那么渴望早日离开智利的聂鲁达，绝不会想到，他穿洋过海，结果真是落进了凹洞——深井一样的孤寂之中。亏得他足够强健，未遭灭顶之灾。从1927年到1932年，聂鲁达先后在缅甸仰光、锡兰科伦坡、爪哇巴达维亚、新加坡任领事。评论家说：这是诗人一生中最苦闷的时期，这是诗人精神危机的时代。诗人本人则作如是说：“这是我诗歌创作的最痛苦的时期。”
聂鲁达在锡兰
作为领事，他的薪金是从领事馆收入（如果有这笔收入的话）中提取的，不但非常微薄而且没有保障。他的平均工资，仅相当于当地的三流店员。而且，当没有货物运往智利时，他就没有工资收入。他曾有一连5个月拿不到工资的可悲又可怕的记录。而领事馆必不可少的一切费用：家具费、房租、邮资等却都要由诗人一天不差地按月支付。他无权开支旅差费，当突然接到调令时，他甚至没有钱买票上路。他不得不像当年住膳宿公寓的穷学生时代那样，继续睡在简易行军床上。每个月末能拿到一份固定的、可以糊口的工资成了诗人的奢望。他仍然不能摆脱没有钱的窘况。当年圣地亚哥的穷大学生，如今虽然当了领事，依然甩不掉一个穷字。
然而，使他感到痛苦的不仅仅是穷领事生活的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