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看着两女率军出城，那诸葛咎则独自回到城内，摆弄其他的那些个算筹来。算筹自然是用来占卜问卦，但诸葛咎却并不完全依赖于此。沙场交锋，非同寻常。甚么是战争？为何要进行战争？如何取胜？这是亘古以来都在探讨的问题。
孙子曾有言道：“战争是一个国家的头等大事，关系到军民的生死，国家的存亡，是不能不慎重周密地观察、分析、研究。”而用诸葛咎的话来说：“正是因为如此，才必须通过敌我双方五个方面的分析，七种情况的比较，得到详情，来预测战争胜负的可能性。”
而这五种情况，则可进一步详说。一是道，二是天，三是地，四是将，五是法。道，指君主和民众目标相同，意志统一，可以同生共死，而不会惧怕危险。天，指昼夜、陰晴、寒暑、四季更替。地，指地势的高低，路程的远近，地势的险要、平坦与否，战场的广阔、狭窄，是生地还是死地等地理条件。将，指将领足智多谋，赏罚有信，对部下真心关爱，勇敢果断，军纪严明。法，指组织结构，责权划分，人员编制，管理制度，资源保障，物资调配。
对这五个方面，将领都不能不做深刻了解。了解就能胜利，否则就不能胜利。所以，要通过对双方各种情况的考察分析，并据此加以比较，从而来预测战争胜负。
哪一方的君主是有道明君，能得民心？哪一方的将领更有能力？哪一方占有天时地利？哪一方的法规、法令更能严格执行？哪一方资源更充足，装备更精良，兵员更广大？哪一方的士兵训练更有素，更有战斗力？哪一方的赏罚更公正严明？通过这些比较，我就知道了胜负。将领听从我的计策，任用他必胜，我就留下他；将领不听从我的计策，任用他必败，就要处罚他。
除了听从了有利于克敌制胜的计策，还要创造一种势态，作为协助我方军事行动的外部条件。
势，就是按照我方建立优势、掌握战争主动权的需要，根据具体情况采取不同的相应措施。用兵作战，就是诡诈。因此，有能力而装做没有能力，实际上要攻打而装做不攻打，欲攻打近处却装做攻打远处，攻打远处却装做攻打近处。
对方贪利就用利益诱惑他，对方混乱就趁机攻取他，对方强大就要防备他，对方暴躁易怒就可以撩拨他怒而失去理智，对方自卑而谨慎就使他骄傲自大，对方体力充沛就使其劳累，对方内部亲密团结就挑拨离间，要攻打对方没有防备的地方，在对方没有料到的时机发动进攻。这些都是军事家克敌制胜的诀窍，不可先传泄于人也。
在未战之前，经过周密的分析、比较、谋划，如果结论是我方占据的有利条件多，有八、九成的胜利把握；或者如果结论是我方占据的有利条件少，只有六、七成的胜利把握，则只有前一种情况在实战时才可能取胜。如果在战前干脆就不做周密的分析、比较，或分析、比较的结论是我方只有五成以下的胜利把握，那在实战中就不可能获胜。仅根据庙算的结果，不用实战，胜负就显而易见了。
自古以来，使敌人举国降服是上策，用武力击破敌国就次一等；使敌人全军降服是上策，击败敌军就次一等；使敌人全旅降服是上策，击破敌旅就次一等；使敌人全卒降服是上策，击破敌卒就次一等；使敌人全伍降服是上策，击破敌伍就次一等。
所以，百战百胜，算不上是最高明的；不通过交战就降服全体敌人，才是最高明的。所以，上等的军事行动是用谋略挫败敌方的战略意图或战争行为，其次就是用外交战胜敌人，再次是用武力击败敌军，最下之策是攻打敌人的城池。攻城，是不得已而为之，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制造大盾牌和四轮车，准备攻城的所有器具，起码得三个月。堆筑攻城的土山，起码又得三个月。
如果将领难以拟制焦躁情绪，命令士兵象蚂蚁一样爬墙攻城，尽管士兵死伤三分之一，而城池却依然没有攻下，这就是攻城带来的灾难。所以善用兵者，不通过打仗就使敌人屈服，不通过攻城就使敌城投降，摧毁敌国不需长期作战，一定要用“全胜”的策略争胜于天下，从而既不使国力兵力受挫，又获得了全面胜利的利益。
所以，在实际作战中运用的原则是：我十倍于敌，就实施围歼，五倍于敌就实施进攻，两倍于敌就要努力战胜敌军，势均力敌则设法分散各个击破之。兵力弱于敌人，就避免作战。所以，弱小的一方若死拼固守，那就会成为强大敌人的俘虏。
这就是谋攻的方法。这也是诸葛咎一直所遵从的要义。但此一时彼一时，今日之战的情况，却非是如此。
且说那尹温烈早已在山隘两侧做好埋伏，只等那李延庭自投罗网。此乃必经之路，若是想绕开此处，换别的道路来攻取商阳城，无异于是舍近求远，又要耽搁不少时日，战机稍纵即逝，休说是公羊图，即便是那头脑不大灵光的李延庭，都知道此时绕路，无异于横生枝节，夜长梦多。
果不其然，尹温烈安排好埋伏后的片刻之后，那李延庭与公羊图便率领大军浩浩荡荡的来到此地。他们几乎是没想过后退，因此近十万人马倾巢而出，直扑商阳城，欲图将尹温烈等人一举歼灭。而此时此刻，那公羊图尚不知晓，诸葛咎已然坐镇商阳城，主导一切。即便是他已然知晓，凭他的性子，想必也不将诸葛咎放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