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颍川集团是曹魏军阀集团的智囊团，曹操之所以能与颍川集团结合。一、曹操是汝颖黄巾的镇压者；二、后汉各大田庄主是有利害矛盾的，他们各自拥戴一个军阀集团进行斗争，而且曹操又迎献帝都许，就地区来说，汝颖集团拥戴非曹莫属；三、后汉党锢人物（以汝颖世族地主为首），实际上是一些地主阶级的改良派，曹操的政治思想，本质上亦属于改良派，想法一致，二者结合也是很自然。
这样的内部结构，汝颖集团标榜儒学，主要担任文职，谯沛集团则以武风见称，主要担任武职，这两个集团力量分配各司其职，然而，他们之间在政治、经济上也是有利害冲突的矛盾，像曹操屯田，实行军事编制，典农部民掌握在担任武职的谯沛集团人物手中，就是汝颖文官集团不能甘心的，这种矛盾到曹操晚年就逐渐明朗化，后来曹魏时期统治集团内部的政治斗争，也以这两个集团为中心展开，并决定了曹魏的兴衰。
荀彧曾对袁绍和曹操的才能及其政策进行对比：
“今与公争天下者，唯袁绍尔。绍貌外宽而内忌，任人而疑其心。公明达不拘，唯才所宜，此度胜也。绍迟重少决，失在后机，公能断大事，应变有方，此谋胜也。绍御军宽缓，法令不一，士卒虽众，而实难用，公法令既明，赏罚必行，士卒虽寡，皆争致死，此武胜也。绍凭世资，从容饰智，以收名誉，故士之寡能好问者归之，公以至仁待士，推诚心不为虚美，行己谨俭，而与有功者无所吝惜，故天下忠正效实之士咸愿为用，此德胜也。夫以此四胜辅天子，扶义征伐，谁敢不从？绍之强其何能为！”
荀彧从度、谋、武、德四个方面将二人进行比较，其言虽然有些夸大，但也是有一定依据而言的。在早期，袁绍与曹操有着共同的政治目的，并与众多党人亲密交结，他们决不仅限于朋友关系，而是组成了一个以袁绍为首，以游侠之士为基础的政治集团，目的是反对宦官，解救东汉王朝的严重危机。
但到后期，袁绍逐渐成为割据一方的分裂势力，袁绍分裂的野心很早就被士人所察觉，袁绍杀臧洪前，臧洪曾说“诸袁事汉，四世五公，可谓受恩。今王室衰弱，无扶翼之意，而欲因际会，觖望非冀”，韩馥在袁绍起兵后问部下“助袁氏乎？助董氏乎？”，其治中刘惠立即反驳“兴兵为国，安问袁董！”，汉末各州刺史出兵已经不是为国，而是选择自己的政治投机，曹操在《让县自明本志令》中说，“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这虽然是曹操自我吹嘘功劳，却也道出了封建军阀群雄逐鹿的情况。下面主要从袁绍与曹操对待农业及治民方法的不同来探讨袁绍与曹操分裂与统一的区别，以此来理解袁绍军阀集团失败的原因。
在治民方法上，曹操一方面坚持打着为天下除暴乱的旗号，另一方面就是以一个统治者的胸襟对下属进行治理，“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体现其高明的用人观及治人策略。不仅如此，在统治区内实行屯田制，是使其坚持到最后的经济基础，建安七年，给将士亲属“授土田，官给耕牛，置学师以教之”；
为了调动人民的积极性，曹操还“亲耕籍田”主要是因为曹操认为:“夫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秦人以急农兼并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正是对于农业的重视，才使得在“遭荒乱，率乏粮谷，诸军并起，无终岁之计，饥则寇略，饱则弃余，瓦解流离，无敌自破者不可胜数”
袁绍在北，军人仰食桑堪。袁术在江、淮，取给蒲赢。民人相食，州里肃条之时，曹操的统治区却相对稳定，在196年“募民屯田许下，得谷百万解。于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积谷，征伐四方，无运粮之劳，遂兼灭群贼，克平天下”。不仅如此，他也不断颁布法令，在其统治区内“重豪强兼并之法，百姓喜悦”，曹操始终坚持严明的法令治人，是其在战争中能够保持稳定的一个重要原因，统治区的安定下来为其后期战争提供了政治的保障。
而袁绍则不然，在其兼并四州之地后，谋士沮授曾谏言“近讨公孙，师出历年，百姓疲敝，仓库无积，赋役方殷，此国之深忧也。宜先遣使献捷天子，务力逸人”，但袁绍不听，到官渡之战前谋士田丰也劝言“据山河之固，拥四州之众，外结英雄，内修农战”。此时一心要南下消灭异己的袁绍再次驳回谏言。除不重视农业生产外，在治民上由于“袁氏政宽，在职势者多畜聚”，所以“兵多而法不整”，在其统治区内，军队纪律涣散，豪强兼并土地，引起社会的不安定因素。
二人在对待农业及治民方式的差别主要原因可以分析如下：其一、袁绍代表世家大族的利益，所以维护大地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其二、袁绍作为世家大族后代，没有治民经验，面对战乱所造成的混乱社会，袁绍不能很好的处理。其三、作为割据一方的分裂势力，袁绍并不能以安定天下为宗旨，只盲目依靠军事追求地盘，而不能凭借治理夺取政权，而这也是袁绍最终失败的根本原因。曹操及袁绍不同的治民方式，我们可以窥见袁绍以割据一方为目的，缺乏远见性，带有浓厚的狭隘心理和安于现状的心理，同时也体现了世家门阀阶层重虚轻实、空谈狂妄的腐朽性。
一、战略思想，袁绍不及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