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曹操多次下达“举贤令“，贯彻“唯才是举“的用人方针，致使账下谋士如雨，猛将如云，这样，由于他得到了“正义与人才“，最终逐步发展壮大，获得了更大更多的“地盘和武力“。
二、政治见识，袁绍不及曹操。
在汉灵帝五年，袁绍担任了中军校尉，曹操则担任典军校尉。大将军何进掌权之后，听信袁绍的建议，欲招董卓进京诛杀宦官。
曹操觉得为了惩戒宦官，根本不需要这样做，如果招董卓进京，不仅于事无补，反而会导致更大的祸患。
后面的历史进程，完全验证了曹操的政治见识，何进被宦官们设计诛杀，董卓荼毒京城，致使天下分崩离析，诸侯蜂拥而起，开启了汉末乱世的大幕，
三、政治谋略，袁绍不及曹操。
谋士沮授，多次提议要袁绍将汉献帝迎到邺城来，“挟天子而令诸侯，畜士马以讨不庭“。可是袁绍始终犹豫不决，最终让曹操捷足先登，迎回了汉献帝，令袁绍后悔也来不及了。
有了“汉献帝“这张牌，曹操就拥有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大棒，也拥有了凝聚人才的政治吸引力，体现了高于袁绍的政治谋略。由此以后，曹操挥舞政治和军事这两个大棒，远交近攻，招降纳叛，逐一击破，逐渐做大。
四、军事决断力，袁绍不及曹操。
建安五年（公元200年）袁绍和曹操决战于官渡。
许攸建议袁绍，一方面分兵和曹操相持，另一方面以精兵奇袭许都，迎奉天子。袁绍因沮授、田丰和许攸三大谋士意见相左而犹豫不决，最终也未能采纳许攸的建议。
后许攸投奔曹操，并向曹操建议偷袭乌巢，曹操临机决断，当即采纳了许攸的计策，并亲率精兵奔赴乌巢，一举斩杀淳于琼，火烧粮草，赢得了官渡之战的胜利。
就官渡之战而言，临机军事决断力，袁绍大不如曹操。
五、政治胸襟与气度，袁绍不及曹操。
袁绍忌惮臧洪而杀害之。
臧洪，海内奇士，被当世之人所推崇，酸枣会盟时被推举为盟主。初期，袁绍见到臧洪，“甚奇之，与结有好，以洪领青州刺史“。后因袁绍忌惮其才能过高，难以驾驭，遂“以不服从命令“为由，进攻臧洪，并杀害之，其时，“在绍坐者，无不叹息“。
曹操虽忌惮刘备，但仍收留他。
建安元年，刘备投奔曹操。程昱对曹操说：“观刘备有雄才大略而甚得众心，终不为人下，不如早图之。“曹操说：“方今收英雄里也，杀一人而失天下之心，不可。“遂益其兵，给粮食，使东至沛，收散兵以图吕布。
臧洪与刘备，一个当世之豪杰，一个当世之英雄；臧洪遭袁绍疑忌而被杀，刘备虽受到曹操疑忌，但仍被收留，且礼遇有加；袁绍“多杀忠良，以立奸威“，却适得其反，虽除掉一人之患，但阻止了四海之民望，使得天下豪杰人人自危；曹操收留刘备，却事半功倍，虽留一人之患，但畅通了四海之民望，而使天下英雄望风归附。通过这个对比，曹操开阔的政治胸襟、恢弘的气度，非袁绍所能比拟也。
六、遇事担当精神，袁绍不及曹操。
袁绍揽功推过，迁怒于人。
曹操与刘备在徐州打得难解难分之际，谋士田丰建议袁绍，这时应趁机偷袭曹军后方，但袁绍不予采纳。待曹操打败了刘备，已经巩固了自己的后方，这时候，袁绍却要发动官渡之战，要与曹操一决雌雄。田丰上书苦谏，力阻出兵，认为大好战机已经错过，宜待天时。袁绍心中不悦，认为大战在即，田丰出言不吉，竟将其投入大牢。其结果官渡之战，袁绍战败。此时袁绍不反思自己，更不担当过错，反而迁怒于田丰，派人持剑，将田丰杀死在狱中。
曹操推功揽过，勇于担当。
建安十二年，曹操准备出兵征讨乌桓。许多将领提出反对意见，只有郭嘉认为可行。曹操最终采纳了郭嘉的意见，但取胜回来后，曹操对当初的“劝阻者“，悉加厚赏，并做自我批评：“出兵乌桓，实属冒险，虽然侥幸获胜，全靠上天保佑，不能作为常规之策。你们的意见才是万全之策，所以加以赏赐，以后不要害怕提相反的意见。“
袁绍为了维护自己虚幻的“英明正确“形象，一旦打败仗，就会把当初反对打这一仗的人杀掉，以维护自己的所谓的“英明正确“的形象。只有当他打胜仗，他才不会杀反对者，目的是为了让反对者留下来，以反衬并显摆他的英明正确而已。
曹操打仗即使胜利了，也会奖赏反对打这一仗的人，打败仗更会奖赏反对者。
袁绍推过揽功，不敢担当，其结果引起众叛亲离，终为曹操所灭。
曹操推功揽过，勇于担当，从而很好地树立了威信，赢得了将士们的拥戴，一步步走向了胜利。
这一反一正，岂不令人反思乎？
七、带领团队的能力，袁绍不及曹操。
袁绍以“威“驭人，以“疑“驭人，以“短“驭人，导致团队内部相互争斗，四分五裂。
从表面上来看，刚而犯上，贪而不知，专而无谋，果而无用，似乎袁绍团队内部的争斗，是这几个谋士的“性格缺点“造成的，其实不然！根本的原因在于袁绍，在于他用人外宽内忌，求全责备，偏听偏信，意气用事。田丰直言劝谏，他觉得遭到了冒犯，便囚禁田丰，企图以“威“驭人；沮授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