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并无“散文”的名称，这类文章的名称，最早叫“书”，叫“春秋”，后来叫“传”，叫“语”，叫“子”。这些文章中，后来一部分上升为“经”，一部分叫“史”。屈原将其称为“辞”，汉朝叫“赋”，六朝叫“骈文”，韩愈叫“古文”，并倡“文以明道”。后来又有小品文、杂文等诸多称呼，而“散文”的名称是白话文出现以后才有的。
散文，这个命名有点意思。《庄子》里，讲无用之木为“散木”，无用之人为“散人”，照此说法，“散文”就应该是“无用之文”的意思了。可是，《庄子》在把无用之木命名为“散木”的同时，又把有用之木命名为“文木”，则“散”与“文”为一组对立的反义词了。如是一说，“散文”一词，其构词，犹如“是非”“对否”“好坏”“黑白”“荣辱”，是反义并列法，而不是偏正法，“散”不是偏，“文”不是正。既然“文”不是正，“散文”说的就不是文章。——好在庄周先生没有用“文人”来指称“有用之人”，算是给舞文弄墨之人留了一些面子。不过，在传统士大夫的观念里，“文人”确实不是对一个操持文字者好的评价，在他们那里，士志于道，写文章是要“文以载道”，要附庸经史而经世致用，文不是目的，文只是载体，被载的道才是目的。没有道，只是吟风弄月心灵鸡汤是上不了台面的，无病**不行，有病**也不行，只要是**，就不行，就被视为“文人”，属于对社会既无害也无用的一类。
中国散文的历史中，唐宋八大家是巨擘。八大家之首，被苏轼称赞为“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一生低首三代两汉之文，自承“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三代两汉之书，就是《尚书》、《春秋》及其三传、《易》、《礼》及老孔而下的诸子、司马迁、班固等人的著作，这些著作在古代图书分类中属于“经、史、子”三类。他们的价值，在于“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大著作。其作者，非圣即贤，都是有大境界的人，都是得道弘道之人。所以，在韩愈看来，写文章，必有一个愿心：那就是明道。“文以载道”，是文章的使命，是文章的身份证，是文章的最高境界。既如此，则撰文之人，必是有道之人方才称职；撰文之前，必先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优入圣。这种资格，首先是一种道德上资质，然后才是语言上的能力。先修养身心，再说三道四，用夫子的话说，叫“先行其言，而后从之”。
由此，要舞文弄墨，必先有仁德有智慧有勇气：有仁德担当道义，有智慧勘破世相，有勇气说出真相。唐宋八大家的另一位高人苏东坡，说先秦诸子是“黄钟大吕”，后代作者则不过“秋虫时鸣”。造成这种区别的原因在于，前者在争鸣时代，大狗小狗都可以叫；后者在一统时代，渐渐趋向独裁，大狗叫，小狗不能叫，或只能跟着叫，不能对着叫了。跟着叫，就只能如秋天的虫子，逢秋而鸣，歌功颂德，润色鸿业。
假如不愿跟着叫，又不敢对着叫，那就绕着弯子叫。这也是有传统的，《毛诗序》所谓的“主文而谲谏”，说穿了，就是绕着弯子叫。但绕着弯子叫，有一个原则：不能让人听得出你的控诉和不满，你得不怨天不尤人只怪自己命苦才行。泰戈尔说：独裁者觉得受害者的痛苦是忘恩负义。那个身处魏晋多事之秋、“名士少有全者”时代的阮籍，常常临歧而哭，长啸也是哭，唱歌也是哭，写诗也是哭，但诗中多用比兴，言在此而意在彼，弄得归趣难求，难以情测。其实，他用比兴，不是出于艺术的考虑，而是出于政治的考量：他有苦痛要表达，却又不敢让司马昭觉得他忘恩负义。这一点，司马昭明白得很，司马昭说，你这不叫艺术手法高超，你这叫为人绝对谨慎——至慎。好在司马昭知道阮籍胆子小，不会坏他的大事，还能给其他人做缩头榜样，也就放他一马了。这一类文章，大都归入“经史子集”中的最后一类——“集”中，身份要比前三类低。
所以，写文章，最高境界是先把自己修炼成圣贤，如孔孟老庄，即便述而不作，也自立德立言，功业不朽。其次是把自己修炼成烈士，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如李大钊一般悬颈绞架，犹自张望着赤旗的世界。最不济也要保持着心灵的敏感——在不能当圣贤英雄的时代，至少心智健全，感觉正常。如阮籍，至少能感觉到时代的不对头，能明白自己被压迫着是在受苦而不是在承欢，从而能有被侮辱感并觉得痛苦。其实，作为一个作家，良知有时是这样的一种扭曲的状态：在不能说出真理甚至不能说出真相的时代，至少应该感受到痛苦并表达痛苦——哪怕是绕着弯子很艺术地表达痛苦。
以上的文字是读了穆涛的散文集《先前的风气》后，莫名其妙写下来的。读一本今人的散文集，联想起散文的历史——那是说明，我感觉到了，《先前的风气》是承续着散文的文脉的，是承接着先前的散文风气的，是立德立言之文，是敦厚风气之文。境界高迈，超越是非，文字厚道，几乎圣贤气象，直接最高境界。
穆涛的文字在当代是一流的文字，规范正道又幽默亲切，简约含蓄又意蕴丰足。规范正道看起来是文字的基本功，但是，当代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