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伊犁访问的第一个目标是“察布查尔锡伯族自治县”。这个县是由于一件传闻引起我的兴趣的。
清朝后期，满洲人多已放弃使用满文和满语，到六、七十年代，想要找几位精通满文的人才从事清朝档案文件的研究已感困难。周恩来总理为此曾作过指示，要民族学院开设“满洲语文”专业。就在这不久之后，出现了下边的传闻：有位老学者去故宫办事，忽然听到有一群人说说笑笑，全用的“满语”，而且他们每到一处，都大声地把门额上的满文念出来。念得准确无误。老学者还以为是几个自己的同辈同行，走近一看十分惊讶，竟是一群十几、二十几岁的毛头小伙。他问小伙子们：“你们这满文在哪儿学的？跟谁学的？”他们说：“在家里学的，跟爸爸妈妈学的。”老学者问：“你们的家在哪儿？爸爸妈妈是作什么工作的？”他们说：“家在察布查尔！爸爸妈妈是锡伯族社员！”人们从此才知道在新疆的一个角落里，有那么一两万人至今仍使用活的满洲语文。这传闻到底有几分可靠，不大清楚。不过今天中国各大学，凡开“满洲语文”课的，其教员多是来自察布查尔的锡伯族同胞确是事实。
为什么要说是察布查尔的锡伯族？因为在东北的吉、黑、辽三省，在西南的云南边境，皆有锡伯人居住。唯有察布查尔的锡伯族才用满洲语文。
察布查尔的锡伯人，是一七六四年奉乾隆帝的圣谕由吉林和沈阳迁来的。皇帝当时命令调拨八个“牛禄”锡伯军人去新疆保卫边防，八个“牛禄”共有一千名士兵，二十名军官。加上军人家属，共五千零五十人。一七六四年四月十日从沈阳出发，一七六五年七月二十二日到达伊犁竟变成五千四百人了。在路上走了一年多，生了三百五十个娃娃。这五千多人从此就一边开垦，一边戍边，在新疆扎下根来。到一九四九年新疆和平解放时，人口已达到八千余人。我到察布查尔时，县委书记、宣传部长和书法家协会理事等锡伯族干部和我座谈，告诉我今天他们的人口已达一万七千人。解放后三十年人口增加了一倍。我说：“国家规定在少数民族地区不推行计划生育，你们人口过几年还会增加吧！”他们却不这么看，这里锡伯族同胞文化水平高。解放三十年来，这一万七千人中进过中等专业学校以上的人有一千多人，平均每一百个中有一人受过大学教育，而五十岁以下的人几乎都上过中学。知识分子越多，持“多子多福”观点的人则越少。人们想多挤出点时间生产和学习，自愿控制生育的人也比较普遍。
锡伯族人好学是有历史原因的，他们来到新疆之后，生活在维吾尔、哈萨克、蒙古和汉人之间，成了少数民族中的最少数。他们为了保持自己的民族特性，坚持使用自己用惯了的满洲语文（锡伯族早在明朝中叶以前就使用满语满文）。为了与各民族友好相处，不得不同时又学习各兄弟民族的语言文字。几百年下来他们个个成了天才的翻译家。如今的察布查尔锡伯人，很少人不会三种以上的语言。他们多半都会使用汉语、维语、哈语。有些人还会俄语和蒙语。他们保存了较多的本民族的风习。比如骑马射箭，至今是他们最普及最热爱的体育项目。我国射箭运动的许多教练员和优秀射手都来自这个民族。我对察布查尔干部说：“你们出了这么多翻译家，这么多好射手，真值得骄傲。”他们摇摇头说：“锡伯族人民最值得骄傲的倒不是这些。”
“那是什么？”
“我们从一七六五年到达新疆，国家就把这一段边界线交给了我们。从那时起，二百多年来我们没有后退过一寸。没有一个锡伯族人离开过自己的神圣岗位。直到今天我们仍然肩负保卫边疆、建设边疆的职责，这才是我们的骄傲！”